感谢乡下人

有一天，北京城里气温高达40度，在空调房里都感到燥热。中午时分我去了工地，工人仍在露天的阳光下干活。施工单位的项目经理见到我，仍同以前一样，首先告诉我的就是进度和质量，但今天，我似乎不关心这些问题了。工程进度提前了，我心里却没有一点轻松的感觉，反而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我告诉他：“让工人中午多休息一会儿，天太热了。”     

职场上的酒文化

刚从学校出来的我不仅滴酒不沾，对当地的酒文化也一窍不通，领导却喜欢带作为新人的我出去应酬。第一次和领导出去吃饭我就在喝酒上闹了大红脸，这让我不得不痛下决心，多了解些餐桌酒文化。     

读者评刊

1999年。我从乡镇抽调到组织部从事信息工作，部内要求全员抓调研信息。我作为专职信息员，责任自然重大。可刚开始的一个月并不顺利，文章写得多．能采用的却很少．这使我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自信心也受到了很大打击。就在这时，《党员生活》走进了我的视野，每期杂志我都细细研读，精辟的论点、相关的政策，我都一一摘录在笔记本上。     

亮起心中的红绿灯

记得有一次，夜深人静，我回家穿过路口的时候，看见一辆汽车孤零零地停在路口，旁边偶有汽车急驰而去，它却纹丝不动。车坏了吧，我想，心中不禁有些同情。没有多想，我匆匆地穿过马路就走。走了不远，听到身后汽车发动的声音，回头一看——那车开走了。当它驶过路边刚刚亮起的绿灯时，我突然明白了。     

乡村的召唤

2012年7月，我到竹山县宝丰镇公平村挂职担任“第一书记”，开启了我的农村工作生涯。公平村属于三类村，村民主要靠打工生活，村子没有主导产业，严重缺水，且负债一百多万元。初到公平村，我看到了一些新楼房，可是破旧的土坯房也为数不少。村庄环境杂乱，房前屋后垃圾、臭水到处郜是，苍蝇横飞。和我工作的大学校园相比，简直是天筹地别，我的心情有些沉重。     

站在谷里想师专

1982年夏天，当我走出天峨中学高考考场的时候，我便隐约地感到：我要告别这个地方了。十年来老师们在我脑海留下的文字和道理，一瞬间荡然无存。我突然闻到了玉米和稻谷的芬香，山谷中的草浪，树尖上的风声，高坡上父母尖利的呼喊扑面而来。我顾不上和同学们谈谈理想，谈谈未来，便卷上包袱回到生我养我的谷里，也就从县城往大山的深处走上30多公里。我从一个看得到汽车和白房子的天上，回到满眼都是青草和树木的人间。     

把心交给最需要的人

我叫余世汉，1965年出生，199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3月，32岁的我被选举为保康县店垭镇白腊村支书。当时，村里大部分年轻劳动力都外出务工了。村里负债40多万元。人平负债300多元。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我当支书的决定遭到家人的极力反对，我也深知这副担子意味着什么。但是既然全村的父老乡亲信任我，我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莫在推杯换盏中迷失 十堰市原副市长王华滔的悔过书

党性观念弱化，理论学习不实。担任领导干部后，在处处受人尊敬的环境中，我把局部看作整体，对不正之风渐渐地从讨厌到喜欢，从不适应到适应，没有经受住考验。我错误地认为，现在真正讲党性的人不多了，能够做到的就更少了。我若坚持原则不动摇，人们会把我看作是不近人睛、“不入流”的“傻帽”一个。     

风雨后见彩虹

我一年多前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在广西平果县某乡镇做了一年的志愿者。去年七月底，志愿服务期结束后，我放弃成为选调生的机会，想到企业谋求发展，于是前往南宁找工作。     

正确行使选举权利 投好神圣的一票

前几年．某县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曾经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个非法买卖宅基地200余处，村里400多万元支出多项不清．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原任村支书．居然获得了过半数的选票．当上了“村长”。为什么？因为选民们漠视了自己的民主权利．“村长”通过送烟、糖果，选民们“10元钱卖掉了自己的民主权利”。现实生活中，诸如“这个人与我有私人利害关系，我要选他”，“要选的人给我打了招呼或受了人家的好处，我得选他”，“选谁写谁都一样”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与部分公民的文化素质不高，民主意识不强有直接的关系。     

灵活就业人员如何办社保

在汉工作的宜昌朋友胡先生来信说： 我在武汉做生意一年多了，因为生意忙，无暇关心社保等事宜，现在想起来该为自己办一份了，却又不知道程序，希望告诉我怎样办理相关手续。     

“和谐家庭”评选之后……

“五一”长假,我和妻子、儿子坐着客运大巴,仅用了20分钟,就回到了后山老家。 堂哥见我几年没来，晚上拉我到他家喝酒叙旧。说起儿时的旧事，我喝了一杯又一杯……“爸爸，你看哥哥是不是也喝酒了，趴在写字台上睡觉，”儿子打小报告似的把我从梦中摇醒。堂哥笑着说：“他哪是喝醉了，是上了一整夜的网。现在有线电视、电话、网线都通到村，信息比以前畅通多了，和城里一样了。”     

领导干部宜慎用“我”字

在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一种情形：有些官员，如有的地区有的部门的官员在开会或私下谈话时，动辄“我如何”，“我怎样”。听多了，就会觉得某些官员“我”字当头的这种习惯用语是有些问题，实际是在传递一种有害的信号，值得引起人们的警惕。     

富民强村追梦不止

我的家乡——蕲春县檀林镇裴围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是省定特困村，“村部破房子、集体空壳子、田里乱石子、群众穷汉子”，欠银行、信用社外债高达30多万元。为了改变裴围村贫穷落后的面貌，1992年，镇党委找到了我，想让我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第一书记”的苦与乐

3月26日的上午。刘华阳局长找我谈话，说局党组想推荐我去九真镇龙背村担任村支部“第一书记”。坦率地讲，我年近花甲，从当兵入伍到离岗退养．早适应了休闲散淡的生活。特别是我家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中风瘫痪卧床多年，我文是家中的长子，几个弟弟都在外务工经商。平时能够在她身边尽儿女孝道的就我一个。     

勇对平淡，创造实绩

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朋友向我怨叹：“哎，太平淡了!” 我十分理解他的心境。年轻人多半喜欢轰轰烈烈。而厌烦平平淡淡。但个体生命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往往非自身可改变或逃逸。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提出了“大历史观”，主张以长时间远距离的眼光．看待历史过程，其实，这一原则亦可移用于个人的生命历程。     

小镇上的鞋王

在安踏的会议室里，一位部门经理指着投影幻灯片在汇报项目进展。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年轻人坐在长条形会议桌尽头，凝神听了大约10分钟后，忽然打断了他：“不要告诉我具体细节，你就告诉我，你们投入了这么多，会产生哪些效益？”     

用坚强的党性办党刊——《党员生活》创刊三十周年有感

1980年，《党员生活》创刊了，我当时在沔阳（仙桃）县委组织部工作。记得编辑部记者周传普、齐义智到沔阳采访时，我与他们合写了一篇彭场镇芦林湖村党支部《敢敲当面锣，不打背后鼓》的通讯，发表在当年的第6期上。以后，我成了《党员生活》的忠实读者和通讯员，先后在《党员生活》上发表文章20多篇。     

路遥墓前退想

今年4月初，我随云南代表团赴陕西西安参加东西部贸易洽谈会，从西安到延安，车行一路，同事们都在兴奋地谈论将要抵达的壶口瀑布、宝塔山、杨家岭、枣园，而我此行到延安，却比别人多了一个夙愿，那就是到延安大学文汇山路遥的墓地，凭吊我内心世界的精神标杆——路遥先生。     

职场幽默

错误 某人在领工资时发现少了一块钱。他勃然大怒地去责问会计。会计说：“上个月我多给了你一块钱，你恼火了吗？”此人厉声道：“偶然一次错误是完全可以谅解的，但我不能容忍这第二次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