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的探索与前景

<正>展望未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三种前景:一个是领导自觉主动逐步改,由小改进而中改、大改;一个是不自觉被动逐步改;再一个是只在口头上讲改,实际上不改或只限于小改。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病主要来自于苏联,再加上我国传统君主专制体制的影响。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病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笔者认为就是"权力过度集中"。有人认为苏联政治体制是高度集中,这种说法不准确。"过度"和"高度"一字之差,却有     

从我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区划的变迁看权力监督的动力来源

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区划从秦朝的郡县制、汉朝的郡国并行体制到元朝的行省制、清朝的总督巡抚,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种变化实质上是中央与地方权利之间的博弈,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权力监督。从地方行政机构的变迁中,可以看出,权力监督的动力来源于权力的拥有者,来源于被监督者的外部。     

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经济体制创新的贡献

我国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代领导集体对经济体制的创新毛泽东"以苏为戒"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不曲不挠地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邓小平继续了毛泽东未竞的事业,在理论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江泽民在实践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并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突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的历程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从国际体系的边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在这一转折过程中,中国外交始终坚持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交的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对探索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940年代后期中国学界对苏联经济模式的若干看法

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自由主义者为主要构成的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颇为关注.他们一方面高度评价苏联的建设成就和计划经济体制,表现出对经济民主的强烈向往.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充分注意到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尤其是经济权力高度集中而导致的对个人权利和民主政治的损害,体现出自由主义者特有的政治理性和价值判断,颇富启迪意义.     

论二三十年代联共党内反过分集权的倾向

二、三十年代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进一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到三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斯大林个人集权极端体制。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存在着权力集中的客观需要。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适应了这个需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斯大林的个人集权制又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它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造成了     

经济体制变迁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1978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变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以及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次经济体制变迁均带来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无论是前一阶段以行政放权为主要特征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还是后一时期处于不断磨合状态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变迁环境中的必然表现。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历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为以后我国权衡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政治智慧。     

地方治理结构改革的法国经验

为了实现权力的优化配置,提高行政效率,激发地方活力,法国对地方治理结构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中央集权弊端日益显现导致的必然结果,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执政者的改革决心为改革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可能。在改革过程中,法国重新作了区域划分,下放了部分中央权力,改革了公务员制度,完善了监督体制。法国的改革卓有成效,为其他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民进党“党务改造”及其前景

2002年4月20日,民进党九届二次临时全代会通过了“总统”兼任党主席以及相配套的增设副主席、扩充中央权力机构等“党务改造”案。7月21日,该党召开十届一次全代会,陈水扁正式接任党主席,会议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常委、中执委及中评委,完成了权力中枢的改组。这是民进党为适应全面执政需要,理顺党政关系,强化陈水扁“执政团队”的战斗力,而对其领导体制所作的创党以来的最大幅度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研究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产生于19世纪德国,并相继对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于二战后在各国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随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深入发展,我国学界对于我国是否存在特别权力关系以及是否需要引进这一理论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灰色权力的扩散及其治理

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此相联系,市场经济体制也逐步建立起来.这一点必须首先肯定.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其中以灰色权力为中心的灰色权力地带的出现和形成,已经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国外“斯大林模式”研究述评

"斯大林模式"(Stalinist Model)亦称苏联模式,通常是指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它形成于本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其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和高度集权。由于这种体制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并根据他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建立起来的,人们就习惯地称之为"斯大林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而成为世界体系,"斯大林模式"随后扩展到了东     

关于健全科学的党内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思考

健全科学的党内领导体制,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也是落实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基础和保证。按照"三执政"的要求建立科学的党内领导体制,首先必须科学配置党内权力,建立健全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保证党内权力的健康有序运行。在此基础上,要把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与完善充分体现党内民主的工作机制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完善民主机制,使党员在党内领导体制中的主体作用得以有效发挥。     

城市开发的正当性危机

当中国的城市开发体制形成、市民抵制住房不公/空间不公的都市运动兴起的时候,权力不仅具有运作政策技巧的足够能力,同时也已经掌握了运作意以形态、消化专业知识、同时将知识人群体隔离于社会运动的一整套娴熟的技巧。     

革新开放与越南社会主义

越南是在二战结束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1954年抗法战争胜利后，越南北方即仿效苏联和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建立起了以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上高度统一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长期的战争环境强化了传统体制的特性，也掩盖了它的一些弊端，     

论司法职权的中央性——基于单一制国家的法理分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司法权的基本属性再次成为学术圈的热议话题。在此,笔者关注司法权的中央性或者国家性,认为它是司法权基本属性中最重要的一个,对此问题的深刻认识,实乃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的"理论制高点",并从单一制国家的角度对"中央事权"进行了粗浅的法理分析。     

越、老、朝、古四国经济改革比较

本文从所有制结构、资源配置方式、消费品分配方式和对外经济开放四个方面对越南、老挝、朝鲜、古巴四国的经济改革进行了比较,认为越南、老挝的改革属于一种类型,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两者的差别在于市场化的程度;朝鲜、古巴属于一种类型,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对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的"改良",两者的差别在于利用市场因素的多少.     

参与的困境:2012年的社会冲突

不仅国家对社会的管控习惯已经不适应当下的社会结构、人们的权利意识以及市场体制,而且,也已经不适应存在着很多失意者、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冲突的社会格局了。2012年,中国发生了很多社会冲突事件,相对于往年,在特点上有一些变化。总体来说,群体冲突事件在数量上有所减少,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2012年是中国政治权力换届移交变动较为重要的一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大了管控力度,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罪刑法定下我国刑法司法解释问题研究

罪刑法定是我国刑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罪刑法定视野下,立法主体、司法主体均可以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在其权限范围内对刑法作出必要的解释,以达到刑法追求公平正义的目的。但是我国目前的刑法司法解释体制混乱,最高法和最高检都有司法解释的权力,两者存在相互冲突。因此,首先要明确最高法拥有解释权,然后逐步限制、取消最高检解释权的同时,充分发挥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是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的发展改革趋势。同时,有必要发展法官解释体制,构建刑法判例制度,从而完善最高法院的刑法司法解释体制。     

从执政权力运行机制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能在竞争性政党政治体制中长期垄断国家政权,与其独特的执政权力运行机制是分不开的,这就是竞争性政党制度中一党独大的执政权力掌控机制、党权与政权高度统一的执政权力运作机制、保持党政清廉公正的执政权力监督机制。这种执政权力运行机制具有党权和政权统一、威权和民主融合、善治与严管并行、“人治”与法治结合的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