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或参加行政诉讼”的问题研究

行政诉讼法第24条第2款规定:“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规定:“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提起诉讼的近亲属为原告.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第64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一)原告死亡,需要等待其近亲属表明是否     

浅议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法定继承地位

文章指出我国《继承法》代位继承条件过于狭窄,说明将孙子女、外孙子女排除在法定继承人之外与法相悖.指出应将继承人丧失继承权与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均列为代位继承发生的条件,并应明确将孙子女、外孙子女列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     

“常回家看看”入法

在江苏南通,志愿者小分队正上门为独居老人提供服务。不过,根据2013年7月1日起施行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关爱独居老人这事,今后,恐怕子女要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了,别指望志愿者来填补子女不"常回家看看"     

抚育纠纷案件中的原告应是未成年子女

近年来,因市场物价上涨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离婚后一方为增加其未成年子女抚育费的诉讼逐渐增多.在审理这类案件中,对如何确定原告,出现了不同的认识,一些办案人员认为,离婚后子女抚育方请求变更抚育费,是离婚双方又一次经济纠纷,抚养方提出诉讼的目的,是要求对方对未成年子女多承担经济抚育义务,减轻自己的经济负担,因而,可以把提起诉讼的抚育人列为原告.这种认识和做法是与法律相悖的. 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是指因民事权利义务发生争议,以自己的名义到人民法院起诉、应诉,并受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和调解协议约束的利害关系人.请求变更抚育费诉讼的案件,从表象上看,是以抚育人提出诉讼发生的,应诉的是离婚对方,但其实质,是围绕未成年子女抚育问题展开的,诉讼中的利害关系人是未成年子女,而不是抚育人双方.抚育纠纷案件中抚育双方的关系已不同于离婚诉讼时的关系,他们的婚姻关系已经因离婚而结束,双方之间不存在着任何权利义务,有的只是与婚生子女     

“精神赡养”比“物质赡养”更重要

在北京房山法院窦店法庭,一奶同胞,姐弟六人,为"谁孝顺老人",在法庭上争得面红耳赤。而老人的诉求很简单,子女每周至少保证探望一次。老人称,自己不缺钱,有退休金和医保,但就是孤独寂寞。据了解,由于工厂改制,老人居住的小区里,年轻人都到市区或外地自谋生路,孤独老人越来越多。六年前,该小区就有一位老人写下了"生不如死"遗言后,自缢身亡。(《新京报》11月25日)为了让子女多探望自己,这位83岁的老人不得不将6个子     

《鹿特丹规则》“法定仲裁地”规定研究

仲裁地通常由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鹿特丹规则》则规定对承运人提起索赔的一方可在仲裁协议约定地点以外的特定地点提起仲裁,“法定”仲裁地规定由此产生.从《鹿特丹规则》规定“法定仲裁地”的目的出发,对《鹿特丹规则》“法定仲裁地”规定加以详细剖析,指出其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障碍.鉴于“法定仲裁地”规定系《鹿特丹规则》的选择适用内容,中国没有必要立即将其引入国内法,而应当在仲裁法中构建仲裁地制度和临时仲裁制度,为其将来在中国的实施作准备.     

孙子女,外孙子女在遗产继承中的特殊法律地位

我国《继承法》把法定继承分成了两个顺序.在这两个顺序中都没有孙子女、外孙子女.人们不禁要问,孙子女、外孙子女在我国遗产继承中的法律地位如何呢?他(她)们是否属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如果是,又应当把他们列入哪个顺序?     

黄山区劳动局逼女工提前退休 国家法律在“档案门”前却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明确规定：“公民从事有关活动，需要证明身份的，有权使用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有关单位和人员不得拒绝。”这一规定明确了身份证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法律地位：是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证明公民身份的证件。 然而，在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身份证法，却在劳动部门的规定面前失去了法律效力，因发现档案中年龄记载有误，区百货公司女工谢亚鸣要求将档案里的农历出生日期，改为身份证，户口簿上的法定日期。     

加拿大：境外第二代可获公民身份

<正>2023年12月19日,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裁定,联邦政府“拒绝给在境外出生的加拿大公民的子女自动授予公民身份”的规则违反宪法,并要求联邦政府在六个月内修改《加拿大公民身份法》,废除“第二代截止”政策。据了解,2009年加拿大保守党政府推行了“第二代截止”的《S-245号法案》。该法案规定,加拿大公民在境外生育子女时,其子女会被自动视为加拿大公民;然而当第二代子女再在加拿大以外生育子女时,他们的孩子就不再被自动视为加拿大公民了。时隔近15年,加拿大的这项公民身份区别对待政策有望被废止,     

论法定国家机关签收公民文书制度

近年来,国家机关签收公民文书制度(下简称“签收制度”)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体系中缺位,因而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存在的违法渎职行为,有权批评与建议、申诉和控告的权利,在实践中屡遭践踏,难以落实.当前急需形成一套可操作的法定国家签收公民文书制度,让法律程序与公民监督落到实处.     

试论我国收养法律制度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从一则解除收养关系案例切入

收养是拟制血亲的亲子关系借以发生的法定途径。收养关系是收养人按照法律规定收养他人子女为自己子女所产生的拟制父母子女法律关系。收养关系一旦成立,养子女同养父母之间的关系与亲生子女父母间的关系大致相同,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收养关系的建立,可使孤儿、弃儿或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重获家庭的温暖;亦可以满足无子女者希望抚育子女的愿望,不仅使其得到精神上的抚慰,更可使其老有所依。     

编读往来

上期答案:《小赵有权要回被收养的孩子吗》抚养教育子女是父母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婚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这就是说,即使父母离了婚,也不能因此消除父母子女之间的法定权利和义务关系,离了婚的父母仍有抚养     

审视声明书公证中的“声明日期”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的制定与实施，出国旅游早已步人了中国寻常百姓家。日前，笔者在工作中了解到：一些当事人为委托他人携带其未成年子女出国旅游，在办妥签证之前，通常须向有关公证机构申办同意由他人携带其未成年子女出国旅游的声明书签字属实公证。然而，在此类声明书公证中，当事人（声明人）往往忽略了“声明日期”。     

法眼看辽宁西丰“拘传记者案”

辽宁西丰"拘传记者案"是地方公共权力侵犯公民宪法权利,侵害传媒新闻自由权,侵犯记者人身自由权的典型案例。该案例对我们的启示是,应着重在制度层面上调整地方党政机关职权划分和完善党对地方事务,尤其是司法事务的领导方式;在法律层面上进一步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细化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司法行为的法定要件,特别是要尽快完善关于记者权利保护的立法等,以更好地保障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对我国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舆论监督。     

办理遗嘱公证保护女儿权益

近日．一位老人来到河南省偃师市公证处．申请办理遗嘱公证。原来．老人共有三个子女：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因为自己身体不太好．也为以后对子女有个交待．所以趁神智清醒时想立个遗嘱。遗嘱的内容是处分她与丈夫共有的一处房产，等她去世后，将这处房产中属于她的产权给三个子女共同继承。公证员同老人进行了谈话．得知她的父母早已去世．她与丈夫是原配夫妻．现其丈夫已去世一年多了．只有三个子女。公证员向她解释，按照我国《继承法》的规定．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是父母、配偶、子女。如果她不立遗嘱．等她去世后．她的遗产应由其三个子女共同继承．如果她立遗嘱也是给三个子女共同继承的话．那遗嘱继承与法定继承的结果是一样的。一般来讲．公民要将遗产留给法定继承人中的某些人或某个人．或者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来实现。像她这种情况，即使不立遗嘱．也能实现她的愿望。她听了公证员的解释．还是坚持要立个遗嘱公证一下．并道出其中的隐情。     

子女抚育案件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近年来,子女抚育案件呈上升趋势,人民法院在处理子女抚育问题上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下面仅就审判实践中较为突出的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粗浅的看法.     

走向“信息公开”时代

倘若你是一位中国公民。想到政府机关了解一些重要信息，哪怕是以往一些极其“敏感”的“内部机密”。只要没有逾越法定限制。政府机关都必须提供，否则，你可以上法庭告它! 这曾是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假设。但自2008年5月1日起。开始变为法定的事实。这一深刻的变迁，正是缘于从这一天起正式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拒服兵役者遭严惩,国防法规不是“橡皮筋”

2017年4月1日,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强力推进拒服兵役人员违法处罚工作,对2013年以来出现的6名思想退兵青年依法进行严肃处罚,引起社会热议.惩处拒服兵役者是尊崇法纪、严格执法的具体行动,有助于维护国防法规的严肃性,在全社会形成拒服兵役必受严惩的鲜明导向. 我国现行《兵役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家庭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有义务依照本法的规定服兵役.”依法服兵役是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具有法定强制性.拒服兵役不仅有悖于中华民族保家卫国、精忠报国的光荣传统,而且是违法行为,理应受到政治、经济、社会以及道德层面的严肃处理和追究.     

刑法平等价值的反思与重构——以“平等悖论”为视角

我国《刑法》第4条明确规定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这一原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的具体化,也是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但在刑法中平等的价值基包括哪些要素,目前尚无统一的认识。笔者在拜读冯亚东老师的《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和《平等、自由与中西文明:兼谈自然法》这两部著作后,受到冯老师提出的"平等悖论"的启发,认为刑法中的平等价值应该包括罪刑法定主义、形式平等为原则兼顾实质平等和罪刑的符合性三个方面。     

黄山区劳动局逼女工提前退休 国家法律在“档案门”前却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明确规定:公民从事有关活动,需要证明身份的,有权使用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有关单位和人员不得拒绝.这一规定明确了身份证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法律地位:是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证明公民身份的证件。然而,在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身份证法,却在劳动部门的规定面前失去了法律效力。因发现档案中年龄记载有误,区百货公司女工谢亚鸣要求将档案里的农历出生日期,改为身份证、户口簿上的法定日期,遭到了劳动部门的拒绝《答复》,理由是部门规定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谢亚鸣出生时间以本人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即1956年12月为准.档案中最早的招工政审表记载的出生时间只有年,月,连具体哪天都没有填写,为什么就不能依法更改过来呢,谢亚鸣将黄山区劳动局告上法庭,要求撤销黄山区劳动局的《答复》,两审法院均以《答复》对她并未产生实质影响为由,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由于法院没有撤销黄山区劳动局的《答复》,对谢亚鸣的实质影响很快就产生了。在终审判决三个月后,与居民身份证法相冲突的劳动部门的部门规定占了上风,黄山区劳动局依据档案记载年龄,强令不满50周岁的谢亚鸣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