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对东欧的不干涉政策与苏共垮台

在导致苏联剧变的诸多因素中,戈尔巴乔夫的东欧政策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政策的核心是不干涉原则,但在其外交实践中,实行的是双重标准。对支持苏联改革的东欧国家,戈尔巴乔夫一般是采取不干涉政策,鼓励这些国家及其共产党的改革;如果有东欧国家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提出异议,或表示自己的国家和共产党不能照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针,戈尔巴乔夫则直接支持这类国家的反对派。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态度对苏共的反对派无疑是一种鼓励,客观上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后苏联空间国家的政治-法律设计--从后苏联空间政权合法化到国家规划探索

苏联解体后,在后苏联空间国家突然拥有国家主权的条件下,新政治精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法律空间。对这些国家而言,设计与现实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建立稳定的国家体制、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国家政策的过程过于拖延,前景令人质疑,而且即将面临政治代际更替的全新挑战。后苏联空间非常复杂,但也因此是研究和政治设计的重要地区。20多年的实践表明,不应期待后苏联空间的快速转型。大多数后苏联空间国家未完成国家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使形势复杂化,可能导致巨大的变数,包括冲突和诉诸武力。但是,外部环境仍逼迫变革。对于后苏联空间国家而言,变革具有政治理性化和政治制度形式化的目的,包括以法律形式固定政治制度和强制政治设计者更多地在正式法律范围内行事,而达到上述目的的选择包括革命性变革或自上而下的革命。     

古阿姆与俄罗斯关系中的民族主义解读

在影响古阿姆与俄罗斯关系发展的众多因素中,民族主义是一个不得不分析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古阿姆国家具有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与深厚传统,古阿姆国家具有一定的民族矛盾和民族狂热情绪,俄罗斯向来是一个具有浓郁民族主义传统的国家,俄罗斯在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中,尤其与古阿姆国家,既有＂国家民族主义＂的正面作用,也有＂...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这种大战略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在经济、政治与安全层面建立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但是,21世纪以来,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在美国外交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故此,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影响与制约美国外交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希望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进行局部调整:美国国内的自由派政治精英不断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进行反思;现实主义政治力量要求在对外战略中奉行战略审慎;以民粹主义为极端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希望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做出颠覆性调整。受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共同影响的美国对外大战略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在从自由霸权向非自由霸权做出局部调整,战略克制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的突出特点。但从更长远的角度讲,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继续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作为反体制运动的韩国民族主义

本文试图站在历史的角度厘清现代韩国民族主义反体制的性质。历史上,韩国的民族主义是以抵抗国家反体制运动的身份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开港以后,当时的统治阶层们试图建立近代国家。这种尝试失败后,国家的权力被日本抢走。作为日益走向衰亡的国家的替代品,一部分知识分子鼓吹由精神构成的国家、国粹,而作为维持它的主体,则提出了民族或者同胞的概念。因此,民族成了建立国家的主体,并在殖民地时代以独立运动、在解放后的分裂局面下以统一运动的形态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辨析

现实生活中,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个术语往往被等同使用,导致了严重的混淆。但就其本质而言,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的变种,是爱国主义与恐外症的结合。因此,对待他者的态度差异,成为二者的本质性差别,并使民族主义往往被想象为“公德”,而爱国主义仍保持其“私德”地位。这种“公”“私”区分使“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化”得以合法化。由于这些本质上和伦理上的区别,在表现层次上,民族主义要远比爱国主义来得盲目和非理性。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坚持爱国主义是种“个人判断”或“私德”,并坚持反对民族主义的所谓“公德”的不适当要求。     

苏联与东欧关系的新发展

去年是欧洲“导弹年”,在苏美争夺欧洲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国际形势日趋紧张。今年2月,安德罗波夫突然去世,苏联领导集团再次发生更替。这些都对处于导弹争斗中的东欧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个时期以来,苏联和东欧及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民族主义与东盟的形成

东南亚的民族主义是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东盟成立的基石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扩大形式的民族主义.东盟的成功之处就是各国在弘扬本国民族主义的同时,不排斥和阻挠他国的民族主义,不干涉成员国内部的政治问题.正是由于保障了各成员国的民族主义,东盟才得以发展至今,这也是小国民族主义的生存方式之一.     

简评东欧与苏联关系的现状及前景

战后四十年,东欧人说话办事必先看看苏联方面的“眼色”,这已成为一种惯例。1986年3月11日,当年轻的“有大气魄的活动家”——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时,东欧人更是以高度的集中力注视着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内外政策。1989年下半年,东欧国家在短短几个月内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快速变化:执政的共产党先后下台,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抬头并很快占据主导地位,各国在政治上大搞“西方式”民主,经济上普遍掀起私有     

美国公众外交与东欧巨变

公众外交,西方称之为文化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冷战中美国对东欧的公众外交,即美国政府对东欧人民的以传播美国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外交,是美国对东欧“双轨政策”中的重要一轨,也是美国对东欧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美国对东欧公众外交的巨大成功,使美国与苏联,美国与东欧国家政府的较量中占据了上风。     

试论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时期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是两面重要的旗帜,伊斯兰教集团和民族主义集团是两股重要的领导力量,双方在抵抗荷兰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上目标一致,相互合作;但在领导权和立国理念上意见相左,互有冲突和争论。最终民族主义占上风,建立了以“潘查希拉”为基础的共和国。本文主要探讨印尼独立时期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重点在于双方的争论和结果,并分析其根源。     

东南亚的民族文化与民族主义

本文简略地探讨了东南亚的民族文化对该地区民族主义所起的作用和影响.除了外来民族的民族主义以外,东南亚最重要的民族主义有两种类型,即国家层次上的民族主义和地方或部族的民族主义.就文化而言,除了外来民族的文化以外,东南亚也有民族国家的文化与地方或部族的文化这两种重要类型.本文从两两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四种不同的作用和影响模式,试图解释东南亚民族主义的文化基础,以利于对该地区民族问题的历史和现状的理解.     

俄联邦的俄罗斯帝国传统——关于认识后苏联文学的方法论问题

文学在后苏联没有消亡,甚至年度的文学生产量远超过苏联时代的每年文学创作.然而,后苏联文学的存续及其所显示出的生命力,不能视作是反意识形态的产物,也不可以仅仅看作是文学产业化的结果,倒是应该看到,文学在后苏联的独特性是后苏联社会进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对其审美的表达.这种情形接续了文学在俄国的传统,从而继续与欧洲文学相区别.造成后苏联文学的如此特质,正在于俄罗斯自身的帝国传统在俄联邦时代不是中断了,而是公开化和合法化了,使俄国重建有了国民认同的依据,文学则成了在审美上促成俄国人认同俄罗斯国家的重要力量.     

民族问题与国家建构关系研究的拓新之作——评《兴衰之路：民族问题视域下的苏联民族国家建设研究》

深入研究苏联民族问题与国家形式建构的关系,无论对于全面认识苏联的兴衰成败,还是完善我国的民族政策,巩固国家的团结和统一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近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兴衰之路：民族问题视域下的苏联民族国家建设研究》（张祥云著）一书,从民族问题的视角对苏联民族国家建设的成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系近年来民族问题与国家建构关系研究中...     

陌生的邻居——后苏联时期俄国民族主义潮流下的中俄关系

自彼得大帝改革以降,历代沙皇就强行且快速引进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以期强盛俄国.此举刺激了俄罗斯帝国上流社会励精图治,却给社会下层和知识界以巨大压力,孕育出深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诉求.然而,庞大的俄罗斯帝国是17世纪以后大规模扩张而迅速形成的,这导致其疆域内族裔构成多元和宗教成分复杂.为了有效治理这样的国家,俄罗斯民族主义又被帝国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俄国民族主义”.而俄罗斯帝国在融合一部分现代欧洲文明因素之后变得更为强盛,在疆界上和中国发生越来越多的争端,在文化归属、价值观认同、精神追求等方面也和中国之间产生复杂的碰撞,俄罗斯民族主义随即成为帝俄时代和苏联时期理解中国问题、处理中俄关系的重要根据之一.在后苏联俄国重建历程中,这种民族主义是其重要推动力之一,同样延及到俄中关系领域:俄罗斯民族主义之于当代俄国对中国的认知、态度、情感、评价等,远不是临时的情绪表达,而是有着历史根据和理论基础的自觉行为,包括大众媒介关于中国形象塑造、知识界关于汉学研究、政界关于俄中双边关系的理解和处理等.这些行为既不能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所限定,又在文化结构和精神深处导致俄国人折损中国所期待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效力.     

试析苏联与察哈尔抗日的关系问题

冯玉祥在中原大战后试图再起的过程中,一直希望借助中共的关系再次获取苏联援助。由于当时诸多矛盾关系的同时存在,苏联对察哈尔抗日的态度和反应是复杂的。虽然苏联表示不愿因援助冯玉祥而得罪日本和南京政府,但当形势发展有利于实施其苏维埃革命的目标时,它会随时改变对同盟军政策。在具体的行动中,苏联将其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革命目标结合起来,灵活运用。     

关于1960年代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若干问题——来自中国档案文献的新证据

1960年代中苏关系走向分裂时期,中国与苏联东欧集团中的保、捷、东德、匈、波五国的关系,受到中苏关系演变的约束,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变化而起伏波动。19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一度实现缓和后,中国与东欧五国的关系也随之呈现冷热交替,以争取缓和为主的特点。1962年末63年初,中苏围绕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开始酝酿新的斗争。中共将对苏方针调整为以斗争、进攻为基调,准备与苏共进行论战;苏共则部署东欧五国在东欧四国党代会上对中共展开批判。中共与苏东集团意识形态公开论战开始。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启动,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为局部战争,中苏关系进入敌对状态,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也严重恶化。1960年代中国对东欧五国方针的变化,总体上与中国的对苏方针同步发展,但也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根据时期的演进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中国以分化苏东集团为主要目的而采取的区别对待方针突出反映在中波关系上。就总体言之,1960年代中共对东欧五国的方针既不断变化,又相互矛盾,其结果非但没有达到分化苏东集团的目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苏东集团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