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的繁荣科学和艺术的方针,是一九五六年提出来的,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十年了。有些同志问起我当时的一些情况,我在这里一并答复,以存史实。(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胡绳和近三十年中共党史学术化论析

近三十年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展显著,其根源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百家争鸣学术方针的指引。而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实践这一路线和方针,胡绳功不可没,以致有研究者提出胡绳为代表的学术流派观点。胡绳的贡献在于：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独立思考和不断探索;对学术界中共党史研究的尊重和宽容。胡绳的态度有助于弥合中共党史研究中官方和民间的对立,对于中共党史官方学者和民间学者都是一种启示。在中共党史研究不断发展、各种学术流派行将产生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学术研究的开放性和学派间的平等交流,促进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晚年胡绳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深厚思想资源。     

忆老舍先生

与老舍先生的一次唱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北京工作。当时,北京市只有市文联,尚无作家协会,文学作者属于文联文学组,我在文学组,也参加评论组的活动,老舍先生是北京市文联主席,所以,我有幸多次见到老舍先生还和过他一首诗。     

善于从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中学习

胡绳同志走了。他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20岁左右即显露头角,深研理论达60年之久,著作宏富,影响巨大。他在1980年写的《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自序,承认历史学界对于他的“三次革命高潮“的说法,有提出异议的。这也显示他的学者风度。胡绳的著作,我读得很少。但他有一篇文章,却使我为之倾倒,那就是在“顾颉刚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1993年12月5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编者加了个标题:《善于从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中学习》。这篇千字文切中时弊,说理透彻,如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能有些科学的态度,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多了。重新发表这篇文章,或许是对胡绳同志最好的纪念。     

邓飞：做公益让我的内心纯粹诚实

2011年,邓飞告别记者生涯,投身公益,“发起人”这个被他自己形容为“酷”的新职业,也随着他运营的“免费早餐”公益计划,进人了公众的视野。如今,已经成为公益人的他,所做的工作远比“发起”要复杂得多、持久得多。他给自己的警示是“让自己的内心纯粹、诚实”……当“免费午餐”越做越大时我发现我回不去了2011年开始的“免费午餐”计划,是500名记者联合发起的,那次我第一次用了“发起人”三个字,当时给自己的定位是提出者、倡导者。发起“免费午餐”计划时,我没有做任何准备。当时我参加天涯社区年会,我被天涯网友评选为“年度记者”,而“中国最美支教教师”蔡加芹正好就坐在我身旁。她说她的学生没有午餐吃,她吃饭时无法面对他们渴望的眼神。     

老舍之死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老舍在北京市文联工作。老舍出事的前两天,北京市文联开会,老舍问茅盾先生:“明天的斗批改大会你参加不参加?”茅盾先生没有作正面回答,只轻轻地向他摇了摇手。第二天,老舍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老舍接着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无言以对。于是他就去了。谁知他一到那里,早已做好准备的“造反派”们就贴出了标语,宣布了老舍的所谓三条罪状:美国特务、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说     

从"以拖待变"到"以变求变"--台湾领导人执政两年两岸局势的观察

两年前(2000年)的5月20日,台湾新领导人陈水扁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四不一没有”,为台湾当局在政权轮替当时的两岸政策定了基调。“四不一没有”包括了不宣布台独、不改国号、不进行公投、不会修宪、也没有废止国统会及国统纲领的打算,总的说,目的是要让北京当局去掉疑心,让华府当局产生信心,让台湾民众有所安心。当时,我在《中国时报》写了一篇评论,指出这是阿扁政府在两岸政策上“以拖待变”的策略。 这两年来,台湾在经济发展     

罗荣桓:刚柔并济好政委

<正>一出身于湖南衡山县乡绅家庭的罗荣桓元帅,中学时期在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的革命思想影响下,积极参加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成长为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罗荣桓"实业救国"的尝试在当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对中国整个民族工业进行排挤、压迫的大环境下惨遭失败,严酷的现实让他对国家、民族的出路和个人的前途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他说:"我也相当工程师,当建筑师,但是现在看来,首先要     

卢嘉锡在文革中的二三事

文革的磨难“文革”开始时,父亲和其他许多党员、干部一样,真诚地希冀跟上时代的步伐,可是又没有思想准备,总是跟不上形势,十分被动。记得1966年秋天,他曾经给正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我写信,说“就连叶飞(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这样的老革命家也犯了资产阶段反动路线的错误,如果不是他亲自检查说的,我真看不出来。”可见当时他心中的惶惑。但是“文革”风愈刮愈烈,不久,父亲作为党员所长、当时全所唯一具有高级职称的老专家,“理所当然”地也被扫进了“牛棚”。1968年春天,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我决定回家躲避。这时父亲正在受“审查”,上…     

想起了胡绳先生

胡绳先生在世的时候——已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曾问他：“当年你们都是反对钳制舆论的先锋。那时你们确信思想不能查禁，真理不能封杀，它必会赢得群众。所以，尽管政权在国民党手中，报刊也大都在他们手中，     

情真笔健意纵横——读张黎洲《纵横集》

去年仲秋,张黎洲同志寄来了新著《纵横集》。作为新闻战线的前辈,张黎洲是人民日报的老作者,一直关心、支持理论宣传工作。作为相识多年的后学,我编辑过他的不少文章,也非常爱看他的作品。这次接书之后,我立即认真拜读,一个鲜明的感受是,《纵横集》思想深刻、感情充沛、笔力雄健,从中可以得到多方面的教益和启迪。《纵横集》分为“感悟篇”、“评说篇”、弹击篇”、拾零篇”四个部分,有思想评论、理论思考、工作研究、世事评说,思想评论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在多年的实践探索中,作者倾力较多的正是思想评论,他为人民日报撰写的几十篇文章主要…     

艰辛的跋涉 清新的思考——读叶清华文集《跋涉》有感

2005年12月,叶清华同志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集《绿岛清香》,我曾为之作序,当时为他的清新的文采感到惊喜。如今,他勤奋学习、笃实的实践,也结出了更新的果实,今天这本《跋涉》的文集,证明他在原有的理论研究基础上做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努力。     

书痴人生行走侠——读曹正文《米舒文存》

<正>不久前,收到曹正文先生寄来的一个大大的邮包。打开一看,是洋洋450万言、整整八大卷的《米舒文存》。他告诉我,10年前就有出版社想出版他的文集,他一直没有时间整理,更不敢把自己的作品用"文集"的名义出版。他退休以后,闲居上海与苏州,总算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一方面用于行走世界,另一方面用于整理自己这几十年来已出版的文字。我利用业余时间,饶有兴     

也谈“长官意志”

六年多以前,读到一则思想评论,那篇文章的作者对“长官意志”一词进行他自己的理解和分析。见解有独到之处,诚为一家之言。当时,我觉得还可以有另一种理解,还可以作另一种分析,于是写下了不短也不长的一些意见。其后,因为对这个词儿的议论戛然而止,我就将它束之高阁了。     

"谁信周郎是白头"——访周汝昌

周汝昌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句很有独创性的话:“情感智慧有着隔世的共鸣。”因为这个“共鸣”他便在心灵上与曹雪芹“汇合”了,成为一代红学名家。我和周先生之间,似乎也有某种类似“共鸣”一类的东西,但绝不敢言“共鸣”,只能说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缘分”。我是个地道的红学盲,而且从未有过扫盲举措,但偏偏有了一个接近周先生、听他畅谈的机会,而且,有了一种心灵的“交往”,这不是“缘分”是什么? 第一次采访周先生,是请他谈他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中的一篇叫《谈笑》的文章,不料周先生一开始就“走了题”说:无意间涉足红学,便被贴上了一个“红学家”的标签,我便成了红学家。这话似乎专为我说的,我特别高兴,立即从不懂红学的思想围囿中解放了出来,轻松地进入了自己的“角色”。尽管我后来逐渐明白当时相信了那个“标签”的说法是“上了当”,但还是挺乐意有这种当可上。因为我从那时起已自然地走进了周老的思维活动中,感受着他的思想,特别深刻地记下了他那几句我感受、思索了许多年而没有结果、自己始终不敢肯定的话:语言就是     

艰辛的跋涉 清新的思考——读叶清华文集《跋涉》行感

2005年12月，叶清华同志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集《绿岛清香》，我曾为之作序，当时为他的清新的文采感到惊喜。如今，他勤奋学习、笃实的实践，也结出了更新的果实，今天这本《跋涉》的文集，证明他在原有的理论研究基础上做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努力。     

播音的敌人

秋之初，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何亮亮先生到杭州，参加一个广播评论品牌栏目的研讨会。我也参加了，于是有了一次与何先生的近距离接触。多年来，我是三天两头与何先生“见面”的，他的《时事亮亮点》、《腾飞中国》、《总编辑时间》、《时事开讲》，或独播，或轮作，另有不少国际新闻节目他也参与评论，都谈得潇洒自如，我常常收看。真的，我如今看凤凰卫视中文台以及咨询台的时间，大大超过收看CCTV。如果这两家电视台放开来竞争，央视恐怕很快会落败的，幸好现在还有一个“垄断经营”在帮他们撑着。     

行刺周作人——我参加的一次“抗团”活动

“七七”卢沟桥事变那年,我刚从天津南开中学高中毕业。那时沦陷区的百姓,特别是青年学生,看到日本人飞扬跋扈、无恶不作,不甘于做亡国奴的感情非常强烈,抗日情绪十分高涨薏。当时我们的普遍思想是希望国民党能打一打。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抗日杀奸团”组织,进行杀汉奸、烧日本仓库等活动。我家住天津英租界。那时的英法租界是个避风港。1938年8月,与我同住一条胡同的一个中学生,把一个叫孙大成的人介绍给我。孙大成向我介绍说“抗日杀奸团”是以青年学生为骨干,从事抗日活动的组织。他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表示愿意,于是正式参加了“抗     

政治上不昧良心的人

今年是张闻天诞辰一百周年。张闻天曾说:思想的波涛是禁不住的。在我心里,闪烁着一个灿烂星河,时常激荡着我思想的波涛。张闻天就是其中的一颗星。这是一个充满了人格魅力的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儒雅气度、共产党人的伟大抱负高瞻远瞩和求真务实的学者风范,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结合。他的一生,让人看到什么是真正的“胸怀坦荡“和“从善如流“。他有两条座右铭:遵义会议之后,当时在中央负总责的他,在历次重大政治关头,他同毛泽东都是一致的,因此而遭到某些人的讥讽时,他义正词严地回答:“真理在谁手上,我就跟谁走。“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批斗狂潮中,他把列宁的一句     

一篇深刻而有特色的小说——论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

《我在霞村的时候》(下面简称《霞村》)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在延安《中国文化》上发表后,几十年的遭遇是十分发人深省的。作品问世不久,当时文艺界的一位负责同志曾写信给它的作者,说他读完作品后流过眼泪。可是,这样一篇催人泪下的作品,却没有人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对它进行评论。一九四四年,胡风将丁玲在延安期间创作的七个短篇小说以《霞村》为书名编辑出版以后,有人特地为此书写了一篇书评,但也没有用只言片语谈到它。一九四七年,冯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