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30年30事

1．1978年11月,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2．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开辟人权保障新时期。 3．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通过刑法、刑事诉讼法。     

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人权立法完善

中国政府迄今已经签署和批准加入了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内的多个国际人权公约,但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仍有待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我国人权立法状况在近20多年来已有明显改观,但仍然需要在宪法和法律层面加以革新,或创制或修改或废除,以实现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完整对接,为履行国际人权公约义务奠定制度基础。     

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及中国人权战略

人权与主权的关系虽已发生重大变化,但二者始终不可分割和相互促进。主权依然是人权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与保障,人权依然对主权发挥着促进和制约作用。在此基础上,应制定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中国人权战略。     

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宪法

由于历史背景、立法精神和逻辑起点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法存在差异。我国人权宪政机制的整合需要完善国内宪法,发挥解释机制的作用;签署或批准公约时声明保留;正确处理我国宪法与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效力问题;人权原则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等。     

人权保障原则在疑罪从无实例中的缺失——一起疑罪案件审理引发的人权保障思考

宪法确立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为刑事诉讼法提供了宪法依据和指导,在疑罪从无案件中遵循正当程序,重新审视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司法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注重国家刑事赔偿这一公民权利救济程序,是人权保障制度的要求。在宪法的程序性条款、刑事诉讼程序及国家刑事赔偿救济条件等方面逐渐完善疑罪从无制度,有利于人权保障宪法原则的实施。     

加入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公民权利的发展

加入国际人权公约显然会推动我国公民权利的发展。我国学者在具体论证这一命题时主要从一国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来阐述,而较为忽视人权的行政保护、国际保护等方面。其原因可能是这些学者仍然固守着关于人权的传统分类,而没有考虑人权的综合特征。新的人权分类从国家的人权义务的角度对人权进行分类,包括尊重、保护、满足和促进四个方面。这一分类更重视人权的现实享有,但是这一分类主要着眼于人权的国内因素,而没有考虑人权的国际因素。对于加入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来说,人权不仅仅是国内事务,也是国际关心的事项,因而关于加入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公民权利发展的问题,从人权的尊重、保护、满足和促进以及国际保护等方面可以作出更为全面的论述。     

尊重主权保护人权--透过国际关系看主权与人权

人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级阶段,人类自我意识提高的必然产物,"人权"概念的出现和人权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主权,主权原则既是人权国内管辖和国际保护的依据,又是人权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基本条件,主权是人权保护的基础.     

中国签署国际人权两公约的背景及意义

中国于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先后签署了联合国国际人权两个公约。这是中国为实现联合国尊重人权的宗旨和原则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在中国及世界人权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一举动再次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认同人权问题上的共同国际准则的态度以及中国重视开展人权领域国际合作的诚意。它有利于进一步健全中国的人权保障机制和提高人权保障水平     

中国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与国际人权话语权的提升——以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为例

国际人权话语权是一国通过人权话语在国际社会展现人权观点、进行人权监督、实现人权主张,并以此影响全球人权价值和国际人权秩序的综合实力。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国际人权话语来影响人权发展的国际战略、规则和实施机制,从而发挥引领作用。中国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国际人权话语,代表了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的人权观念,补充和丰富了现有国际人权话语的内容和理念。中国提升国际人权话语权,不仅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宣传,更需要通过国际组织的相关制度安排予以落实和保障。作为最早建立的、最具影响力的联合国人权机制之一,特别程序在构建和实施国际人权话语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中国利用特别程序不仅推进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平等保障,推动了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改革,而且还促进了发展权在联合国人权框架下的实施,以及以发展促人权等人权保障模式及其理念的传播及影响力。随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以及人权主流化的推动,特别程序作为话语平台的作用日益凸显。面对人权问题全球化、国际组织碎片化和单边主义的挑战,中国应在坚持一贯人权立场的基础上,担当促进世界人权发展的责任,深度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运行和制度构建,强化与特别程序等机制的合作,增进联合国组织的人权职能,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人权保障：民主与宪政理论的灵魂

宪法是人权的根本保障书 ,宪法学以人权为逻辑起点 ,而人权产生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为了保障人权 ,宪法学出现了两大根本理论。民主理论从人权的肯定形态“公民权利”方面保障人权 ,宪政理论则从人权的否定形态“国家权力”方面保障人权。民主与宪政理论的结合形成人权保障的理性屏障。     

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权保障

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过程是世界法律全球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一个充满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激烈而悲壮的冲突过程，也是法律的内在精神～强者利益与人权保障～的冲突与嬗变的艰难历程。它给国人带来的有屈辱的泪水，更有人权的愉悦。经过百年的历练，中国的法律已经在多个重要的人权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人身自由权的保障，平等权的保障和诉权的保障。在经济与法律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法律已经走上了人权化的不归之路。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主要是在20世纪初和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完成的。这两个时期正是旧式的全球化与新的全球化运动的高涨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开放的时期。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警示：斗争与对立只会给人类带来不幸；交往与合作才能实现人类的目标。中国法律进一步融入全球法治体系是法律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中国人权发展的需要。     

开启展示中国人权保护实践的新视窗——《中国人权在行动2005》评介

人权事业重在建设，人权保障重在行动。最近几年是中国人权事业大发展的几年，也是人权保障全面付诸行动的几年。从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向全国人大提出“人权”入宪的建议，到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由党和政府的政策主张上升为宪法原则，这一系列举措使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党和政府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中国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的证明——《中国人权在行动》（2006—2007）评介

改革开放30年是人权事业快速发展的30年，这30年以来，人权事业的发展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人权本身从一个敏感的“边缘话题”转变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党和政府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人权事业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农民人权的实现

新中国的历史,从一个侧面来说,就是中国农民的人权不断得到实现和发展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领导我国农民不仅争得和巩固了基本的生存权利,而且拓展和完善了广泛的发展权利,有力地保障他们翻身解放、劳动致富、当家做主。     

当代中国刑法中的人权保护(上)

人权保护是当代刑法的鲜明主题之一。刑法对人权的保护,既包括对犯罪人人权的依法保护,同时更应当包括对被害人及广大守法公民人权的依法保护。中国1997年刑法典已经较多地关注了人权保护问题,并在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近年来的刑事司法实务亦开始扭转重社会保护而轻人权保障之观念,人权保护已逐渐根植于刑事司法领域,并在具体刑事司法运作中得到了较为切实的贯彻与执行。可以说,这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刑事法治领域的重大进展,也充分彰显了我国人权法律保障机制的日趋完备和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     

当代中国刑法中的人权保护(下)

人权保护是当代刑法的鲜明主题之一。刑法对人权的保护,既包括对犯罪人人权的依法保护,同时更应当包括对被害人及广大守法公民人权的依法保护。中国1997年刑法典已经较多地关注了人权保护问题,并在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近年来的刑事司法实务亦开始扭转重社会保护而轻人权保障之观念,人权保护已逐渐根植于刑事司法领域,并在具体刑事司法运作中得到了较为切实的贯彻与执行。可以说,这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刑事法治领域的重大进展,也充分彰显了我国人权法律保障机制的日趋完备和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     

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立法看中国人权工作的进步

1931年 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 ,非常重视人权工作 ,先后颁布了几百个有关法律 ,在尊重人权、维护人权方面非常先进 ,不仅 30年代西方国家的法律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就是 90年代 ,西方许多国家也还没有达到。笔者以全、细、深、严四字概论 ,当然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有许多不足甚至错误之处。但它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提出公民“在法律前一律平等”的口号 ,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人权的追求 ,在中国人权史上揭开了新的篇章 ,树起了划时代的界碑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权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权理念的接榫

人权是西方的话语,中国传统文化并未能发展出人权的理论和制度。然而,过去的“未能”不可被轻易地等同于永久的“不能”。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若干思想资源,它们可以与现代“人权”概念接榫,并且在传统文化的脉络中为人权提供另一种证成方式与诠释角度。具体而言,对于第二代和第三代人权,传统中国文化具有丰富的思想资源。传统中国文化强调人的社会性和相互关联性,重视群体福祉,主张政府对人民的教化和关怀,都是传统中国文化强调积极自由、终极和谐理想的思想基础和表现,它们当然地构成了第二代和第三代人权的基础。而传统儒学中“仁”的思想,则能为人性尊严提供智识支援。     

从财产权看英国早期人权的发展

本文试图从权力的角度来说明在英国早期人权发展的过程中财产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特有的体制和传统造成了王权在财产上的有限,有限的财产造成了它势必向拥有财产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妥协。借助于财产做后盾,大贵族或资产阶级一步步取得了自己的权力,借助于逐步增长的权力他们又同破坏私有财产权的王权斗争。于是,反抗权变得越来越大,私有财产权变得越来越巩固,这些作为人权内容的权利的逐步实现恰恰表明了人权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