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热的理性思考

“中国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动态概念，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议论引起了西方媒体的纸上风云。文章认为形成“中国模式”热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如西方模式的“失灵”、中国的“内在魅力”、“中国模式”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可供借鉴的经验等。“中国模式”所独具的社会价值，文化、制度的影响力越来越广泛，但是对于“中国模式”取得的成就我们不应盲目乐观，要如实评价自己，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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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是作者继《中国触动》和《中国震撼》之后探讨中国模式的又一部力作，作者从“文明型国家”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解释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安排及其背后的理念，论证了中国许多做法的深层次的合理性。     

“中国模式”与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世界意义

“中国模式”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这一发展模式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模式”与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认可与推崇，彰显了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世界性意义，无论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还是对于现在是或者过去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地区、西方发达国家都具有启迪意义。     

西方民主：“水土不服”结恶果

过去数十年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在向全世界兜售自己的制度模式。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被美国鼓吹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在移植国家先后遭遇了“水土不服”——“颜色革命”随着乌克兰的分裂动荡已基本褪色完毕；“阿拉伯之春”也随着埃及的冲突震荡、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枪炮声不断而演变成了“阿拉伯之冬”；即便是东南亚最以“民主”为自豪的泰国。     

在对话中提升：“中国模式”的出场学路径

“华盛顿共识”理论范式不能解释中国的成功经验，“中国模式”提法便应运而生。“中国模式”自有中国逻辑，把“中国模式”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中国模式”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中国模式”还在路上，所以在实践中，我们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这并不妨碍在理论中提升“中国模式”。     

亚里士多德的社会和谐思想解读

社会和谐是人类普遍追求的最高理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是最基本的理念。中国古代就有“致中和”的“中庸”思想、主张“普遍和谐”的“太和”观念、以“天下为公”的“大道”维系群体建立和谐社会的“大同之世”等等，无不奏鸣出和谐之音。“和谐”也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论题之一。从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到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亚当·斯密的经济和谐到格林的政治和谐再到罗尔斯的正义论，以及后来以美国学者马斯洛为代表的社会均衡论和帕森斯为代表的协和社会论、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亨廷顿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等等，西方思想家或多或少都涉及到比较宽泛意义上的社会和谐问题，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探讨建构和谐社会理论及其理想模式。     

“中国模式”的概念解读

“中国模式”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经验，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时间上，“中国模式”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其内容不限于经济领域，而是综合性的概念；“中国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是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中国模式”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当今世界，谁在攻击中国？

“中国潜艇跟踪美国航母”．“中国经济的发展抢走了其他国家工人的饭碗”，“中国即将崩溃”……最近，又一轮抹黑中国的风潮在西方世界刮起。     

“中国特殊论”颠覆西方经典理论

近30年来中国超常和超速的发展,导致流行的一些西方理论正在不断地被证伪。这代表了社会进步,也预示新理论诞生“。美国例外论”成功地解释了美国式的道路,而如果中国发展能够持续成功“,中国特殊论”也会得到全世界的认同。     

“80后”正在步入社会主流

“80后”正在步入社会主流，并开始承担起社会的责任，表现在：他们具有强烈的自信心。“中国是友好的，中国接受一切友好的祝福。中国也是强大的，中国不会畏惧一切不法分子或者干扰我国内政的其他国家或者个人。”面对各种反华杂音和西方傲慢霸道的偏见，他们清楚明确地表明自己应有的态度，坚决地对此予     

中国为什么不能搞“三权分立”

谈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总会有人拿它同西方的“三权分立”作比较。有人认为，只有“三权分立”才是真正的“民主”形式，才能保证政治体制的良性运转，因而，极力主张中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论马克思不同“社会形态”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

由于“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说”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的不同诠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采取了不同的模式，共和国前30年与后30年的发展分别以“社会危机”与“巨大成就”的截然不同的结果体现出来。“五形态论”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特征的混淆，使得共和国前30年出现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危机，“一大二公”的高度计划的极端公有制模式也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桎梏。“三形态说”澄清了两种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混淆，正确回答了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模式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学术界更要树立荣辱观

马涛在4月20日的《社会科学报》上撰文指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核心前提假定：人都是自利的，都是追逐个人私利的理性利己主义者，“经济人”是人亘古不变的、永恒的本性。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都把“人的本性是自利的”这一论断作为研究一切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但在西方，“经济人假设”是被严格限制在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内的。而在西方经济学传人中国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将这一理论“假设”滥用的现象。一些人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假设出发，公开宣传“人为财死”的“经济人”价值观。在这一价值观的驱动下，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急功近利、推崇私利的社会价值观取向。其实，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就已意识到了“经济人假设”将带来的不利后果，从而把注意力转向了经济学研究中应如何去建设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道德伦理问题。针对中国社会存在着的“经济人”概念被滥用的现象，布坎南就警告说：“在转型期社会里（例如眼下的中国大陆），     

中西方不同语境下“中国责任”的比较

2005年以来，西方国家明确提出了“中国责任论”。然而，在中西方不同语境下，双方在提出“中国责任”的背景和目的、评价中国是否负责的标准、以及中国承担责任和发挥作用的侧重点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认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误区

西方文明中心论认为西方文明模式是唯一的现代文明道路,其目的在于向世界推销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满足西方国家追逐国际市场剩余价值的需要。时下,就连不少西方国家都不得不给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以掌声。但有些人仍迫不及待地要求回归所谓西方文明正统,从而陷入盲目迷信西方的误区。今天西方国家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西方文明中心论已经式微、正在被历史抛弃,对中国道路的价值理念要充满自信。     

印度：设立举报贪官的网站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关于中国问题的较大争论有过四次。第一次是1994年，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人”；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泛起一股“中国威胁论”，已经直接影响西方大国的对华政策的重新制定；第三次是去年开始出现的“中国崩溃论”，无限放大中国目前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第四次则是“中国统计水分论”。     

从人治到法治：中国政治模式的转变

一个国家政治模式的优劣决定着本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且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的抉择。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模式总体上来说是一种“人治”的社会，而现代中国则更注重“法”的规范和强制作用，力图建立一个“法治”国家。     

认同与身份：承认政治理论的两种模式及其争论

“为承认而斗争”是当代西方国家一种日益凸显的社会运动。围绕它出现的承认政治理论当前存在两种典型模式：认同模式和身份模式。两种模式之间围绕正当性问题展开的争论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群体本真性、目的论和义务论、承认和再分配、批判理论的建构。从这些争论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客观地理解这两种模式及其优缺点。     

“中国威胁”:现实抑或神话?──从“民主和平论”的缺失谈起

冷战结束不久，“中国威胁”的论调便不绝于耳。究其理论基础，西方自由主义学派的“民主和平理论”不失为其立论的重要依据之一。本文试图通过揭示“民主和平论”理论上的不足，探讨中国之所以不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原因，使“中国威胁论”的荒谬昭然于世。“民主和平论”的思想发端于卢梭，形成于康德，发展并完善于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由主义流派。“民主和平论”者最根本的信条是：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决不相互开战；西方民主政治是避免冲突与战争的法宝。原因不外三点：（1）民主国家的政府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是人民自己治理的…     

理性解读“中国威胁论”

近代以来,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即西方国家在不停地制造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寻找各种理由证明中国是对他们的现实或者潜在威胁。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对西方来说,是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威胁。在各种“中国威胁论”中,最具冲击力的代表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独创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中美未来可能发生彼此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利益冲突根源于背后的文明冲突所衍生出来的观念冲突,把中美之间的矛盾夸大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二是早先曾经掀起第一轮“中国威胁论”高潮的“干将”罗斯·门罗伙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