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计划单列始末——上篇·大幕拉启前夜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之后如何把改革引向城市和企业,成了深化改革的重点议题。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在这个背景下,中央在错综复杂的行政和经济关系中,打破常规,确立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选取重庆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由此,启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本刊推出这篇文章,将重庆计划单列的台前幕后细细道来,读者会从中更清楚了解中央对重庆的期望,以及重庆对全国改革开放的贡献。     

重庆计划单列始末——中篇·城市进行曲

发挥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首先要增强城市功能，搞活城市，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创造条件。但因为旧的行政管理体制没有触动，所以城市改革困难重重，有人形容为“一盘难下的棋”。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重庆知难而上，大胆解放思想，用好用足政策，千方百计寻求突破，短期内就打开局面，甚至创造了不花钱就能出效益的生动例证，其若干个“全国第一”更掀起了一波波改革浪潮。     

重庆计划单列始末——下篇·企业交响乐

在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中，一批原中央和省属骨干企业下放重庆，一段时间重庆笑声不断。但这批企业同原重庆地方企业一样，都带着旧体制造成的伤痛，生产潜能受到压抑。因此，笑声过后，重庆市委在中央直接支持和指导下，用改革的思路和改革的方法，率领这支新的企业军团进行了一场走向市场的大规模战略转移，最终成就了重庆现代工业体系的形成。 本文资料翔实，情节生动，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完善重庆城市功能，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而殚精竭虑、奋发努力的风貌，栩栩如生，读来亲切感人。从文中展示的当年这场战咯转移中，还能看到眼下一些重庆支柱产业的酝酿和萌芽过程。     

我国的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农村改革打头炮万里是山东东平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在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并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出任铁道部长,协助邓小平同志抓铁路整顿。粉碎"四人帮"后,万里被派到     

十年建设时期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十年建设时期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主要包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认清当代中国国情;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勇于创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善于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坚持“两手抓”和“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

近十多年来,江泽民同志根据我国经济、政治的发展,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地位、指导思想和作用以及目标、任务作了深刻的阐述,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理论,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尊重实践 尊重群众 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

实践的观点、群众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农村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坚持了这一正确的观点。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这是对农村改革发展实际情况的高度概括和英明论断。     

“包”与“不包”的博弈——1976～1983年的上海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再审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现行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对它的研究和讨论，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长盛不衰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但学术界对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当代中国农村改革，作全方位研究的比较多，专论1976～1983年农村改革的文章并不多。即使是已有的研究文章也或是从全国农村的宏观角度进行分析，或是集中在对安徽小岗村这一典型案例的剖析上，较少以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郊区的农村改革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上海的生动实践，有着不逊于小岗村实践的现实研究意义。     

重庆改革开放的推动者——薄一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在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后，城市的改革也提上了日程。当时，薄一波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兼第一副主任，分管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与农村改革相比，城市改革面临的问题要复杂的多。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他带领体改委一班人，围绕计划与市场、速度与效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重大课题，进行了大胆地探讨。     

对建立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农户为主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随着村民自治和农村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农民的参政意识逐渐提高，必然要求适时进行制度创新，进一步推动农村治理结构的变革。即培育和发展农村第三部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进而找到发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动力，创新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走出中国农村发展的新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村级党组织的角色变化和功能变迁

通过30年来的艰辛探索，我国农村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在经济上，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经济实现了腾飞；在政治上，农村推行了村民自治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基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农民权利得到了切实保障。在新世纪新阶段，农村全面取消了农业税，有效地减轻了农民负担，使广大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明显改善和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     

一场上下结合的改革

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农村的改革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而且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是在“地下”“秘密”进行的，地方组织对此开始是处于或担惊受怕、或限制、或睁只眼闭只眼、或等待之中，直到党中央、国务院肯定和支持，才形成星火燎原之势。所有制改革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是典型的自下而上进行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京郊

2008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京郊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一部分农村已经成为本市工业现代化建设的主要阵地：一部分农村将成为本市现代化的新城区：而绝大部分农村已经步入农村现代化的快车道。京郊农村变了，京郊农业发展了，京郊农民富了，这其中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京郊的全面实行。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伟大创举(之十一)

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围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成效甚微，这种说法是不客观的.     

改革开放最重要最成功的经验体现为五个结合

一是渐进性改革与激进性改革相结合．以渐进式改革为主．学术界普遍认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是激进式改革．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则是渐进式改革。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同样存在非渐进性的一面。如果说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渐进性的．那么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则是“快步走”的形式。中国的改革设计者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以家庭生产组织为特征的农村生产责任制代替人民公社。     

“城市之船”破冰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伟大创举（之二）

30年前的中国城市经济,犹如一艘艘沉重的大船,缓慢地行走在浮冰四起的航道上……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出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员令,它标志着中国的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     

记酝酿经济改革重要思想的专家会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最重大的经济制度创新有三件：一件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快速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农产品全面紧缺、限量供应的局面。另一件是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此后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安排。第三件是2001年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从中受益。在这三项制度创新中,第二项不仅处于中间时段,而且相对更具全局性、战略性和根本性,因而更显重要。在这项制度创新中,有一件事非常值得重视,就是1991年10月至12月中央主持召开了11次专家座谈会（每次半天）,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思想。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规律——围绕邓小平“四句话”的一些思考

关于如何总结经验,邓小平曾概括为四句话:“对的要继续坚持”, “不足的要加点劲”, “不对的赶快改”, “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这四句话指明了总结经验的四个具体“抓手”;昭示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彻底贯彻实事求是的有效途径;体现了站在历史高处追求真理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反映了在总结经验时应该尊重和掌握的历史发展客观逻辑.从根本上说来,这四句话体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规律,即在坚持“对的”过程中深刻地发展新认识,在弥补“不足”的过程中睿智地完善新理论,在改正“不对”的过程中勇敢地做出新决策,在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敏感地做出新判断.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争论中艰难推进——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出台前后

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这一改革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式开始的,它不仅使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推动了城市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     

我是怎样发现和报道首个“万元户”的——李锦访谈录

李锦,新华社高级记者,曾任新华社山东分社副社长。1978年至1983年采访过黄淮海地区800多个村庄,以大量第一手材料报道当时农村改革的情况,引起较大社会反响。1982年12月31日,曾当面向邓小平汇报农村改革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