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存在”与“无”

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并通过“存在”概念探求并界定世界的本质,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和思路。同时,“无”与“不存在”的问题几乎与“存在”问题同时产生,而且在对本质和终极问题的探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应该是哲学和宗教哲学最深奥、最重要的理论。     

"警察"、"公安"辨

"警察"一词比"公安"一词更准确,更能体现行业特点.从概念上看,"警察"的外延比"公安"大;从语用角度看,"警察"比"公安"更有表现力;从使用范围看,"警察"比"公安"更能与国际接轨;从使用年代看,"警察"比"公安"更有历史渊源.因此,宜以"警察"一词代替"公安"一词.     

从有限做到无限

市场无极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当满怀信心,从有限做到无限,在复杂的市场竞争格局中赢得生存与发展。     

“课程”与“精品的课程”：“精品课程”解读

将"精品课程"划分为"精品"与"课程"两个关键词,分别探究其意义,并最终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整合起来考察,赋予时代特点与先进理念,这将有助于人们厘清"精品课程"的真实意蕴,建构高质量的"精品课程".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理管”初探

在中国的大环境逐步进入法制化的时候,应当明确“理”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管”。“理”在企业不同管理层次包含不同内容,只有实行“理管”,并辅之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达到“管理”目的。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日本的“变”与“不变”

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掌政权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是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同”与“不同”,以及两党间的区别有多大;其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其三是民主党自身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     

卢梭的“瞬间”与“公民宗教”

文章意在研究“公民宗教”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意义。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的“瞬间”,就形成了公意,但学者们在解释公意的形成和实质时,通常过分强调了契约观念的重要性。通过对《社会契约论》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指出,“立法者”和“公民宗教”比契约观念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为重要和根本,并指出了卢梭的“立法者”和“公民宗教”与古代的异同。     

浅析免与官当

免与官当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两种适用于官吏犯罪的规定,它们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然而,两者在性质、适用范围、具体操作、法律后果上均有共同点和差异之处,笔者在此予以浅析。     

浅谈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翻译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文化现象的处理.归化原则和异化原则体现了翻译活动中在处理文化因素方面的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事实证明,翻译活动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复杂过程,归化和异化原则应该被灵活地加以运用.     

“三大判断”与“三大规律”、“三个代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

以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相继做出了三个新的重大判断,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是我国走出"文革"灾难、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并在国内外的政治风波中经受住考验,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的基本前提和保证;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前提和保证;关于党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是我们党指导思想上与时俱进的前提和基础."三大判断"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大规律",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把握达到新境界的重要标志."三大判断"还是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关系的重要途径,主要表现在提出"三大判断"的"问题范式"、提出"三大判断"的"逻辑起点"和提出"三大判断"进而实现理论飞跃的实践基础和要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从协举方法论角度谈"三个代表"和"三个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在总结执政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思维方式与"革命"时期相比实现了由"对立"、"斗争"向"统一"、"求同"的转变."协举"的方法论是理解"三个代表"内在联系的新的视角.     

美国“总统”的“政府”——一个语用学的分析

美国的总统,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一国之首,是美国的政府首脑。而“布什政府”(ad-m inistration)也不是什么“政府”(government),而仅仅是“布什行政分支机构”(the executive branchof a government)的意思。一个小小的翻译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两大文化背景之间深深的鸿沟。翻译的工作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比较研究的工作。     

哈耶克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正名”

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理性和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笛卡尔主义的代名词,哈耶克不满"理性"和"理性主义"长期以来被其独享和滥用的局面,尝试和寻求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正名。通过对理性的重新表述和在理性主义之前加修饰语的办法,从逻辑层面上将这两个术语加以提升,区分出滥用理性的"建构理性(主义)"和有效利用理性的"进化理性(主义)",为自发生成的进化理性的社会制度进行辩护,提防个体自由遭受源于建构理性的计划和极权主义的侵蚀。     

从“十大关系”到“十个结合”

《论十大关系》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价值,＂十个结合＂是改革开放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贯穿从＂十大关系＂到＂十个结合＂的基本线索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中渗透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国式"性理"和西方式"理性"

由于本体论探究的不同路向、文字工具和致思途径的不同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性理”追求的特质 ,它与西方式“理性”文化相比 ,有着不同的功能特征。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 ,我们要从传统的“性理自觉”走向现代的“理性自觉”。     

“札撒”、《札撒》与《大札撒》辨析

“札撒（yasa）”系蒙古语的汉语标音写法，也读作“札撒黑（yasaqha或yasaq）”，是“政令”、“惩则”之意。在《史集》等史料中，许多“札撒”是临时性的命令。作为临时性命令的“札撒”并不具有法律的性质。作为法律的《札撒》是那些针对普遍情况和一般行为、并且经过忽里勒台的商议并以一定形式公布的规范性规定。制定颁布《札撒》，通过立法来管理组织社会，是蒙古法制历史上的一个飞跃。《大札撒》是成吉思汗时期《札撒》的集大成者，它并非颁布于1206年，而是在成吉思汗死后的1229年。以成吉思汗《大札撒》为核心的蒙古法律文化不仅及于汉文化区，而且在中亚等广大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是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重要成果之一。     

“活法”与“行动中的法”——兼论民间法研究的两条路径

埃利希提出的活法概念,和庞德所提出的行动中的法,虽然是法社会学中两个相似的概念,难以区分开来,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着某些重要的差异。通过对这二者进行比较分析,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于这两个概念得到更加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发现二者之间不同的研究路径。在我国民间法的研究领域中,仍然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还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模糊状态,通过对于这两条不同研究路径的梳理,可以使我们对民间法基本范畴的研究更加清晰和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