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制”到“法治”的法理解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依法治国的主题,并指出总目标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法治在不断的发展,从"制"到"治",也是我国法治进程的一个缩影。本文通过对法制与法治的比较,以及两个概念的演进来探讨法治的发展与重要性。     

以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法治建设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建立健全法制的大潮中走来，沿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指导方针开始构筑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大厦。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活动的日益活跃．对法律的认识也日渐丰富。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就是惩治犯罪，维护治安。解决简单民事纠纷，这显然是片面和单一的。步入上世纪90年代，市场化的推进，带动了社会结构的改变，从传统计划经济走出来人们习惯了依靠政策而非法律处理社会事务，如何让法律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成为改革和发展的新问题。     

法治与法制

<正>单纯的法律制度本身并不意味着法治,法治还包含着人权、民主和平等等价值理念的法律秩序。讨论法的概念,学界多年对于"水"治还是"刀"治,也就是要采用法治还是法制,争议不休。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行法律规范的总和。法治是从治理国家的方略、策略的角度提出的,两者实际上所对应的范畴也不同。法制对应的是完整的制度结构,英文为Legal System。而法治则是相对于     

法治与法制

<正>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行法律规范的总和。法治是从治理国家的方略、策略的角度提出的,两者所对应的范畴不同。讨论法的概念,学界多年对于"水"治还是"刀"治,也就是要采用法治还是法制,争议不休。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行法律规范的总和。法治是从治理国家的方略、策略的角度提出的,两者所对应的范畴不同。法制对应的是完整的制度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前者指的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后者指的是依照国家的法律制度治理国家。后者要比前者更广泛,更深刻,更具体得多。可以说,“法制”早已有之,而“法治”尚未实现。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法文化历史悠久,从《秦律》、《汉律》直至近代“五权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可谓源远流长,是世界3大法学之一的“中华法学”的核心和精髓。但儒家治国之术的核心是“人治”。即主张“德主刑辅”,以道德教化为主,刑事处罚为辅。这样一种法文化背景,对国人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刻了,在认识结构上,以“中学为主”的毛泽东就深受其影响。毛泽东的“革命法制”是在持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产生的,充满浓厚的阶级专政的暴力气息。     

从法制走向法治中国的艰辛探索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依法治国",经历了几代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从开国大典前夕的《共同纲领》的法制萌芽,到民主法制在经历曲折后的艰辛探索;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法制建设16字方针,到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从十六届六中全会将法制置于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之首,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们都可以看到法治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     

法制、法治与法治观念

呼唤科学、民主和法治，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发展最重要的主题。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振聋发聩的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当时中国的先进思想家对科学和民主的呼唤，至今还余音在耳。在他们看来，倡导科学和民主是中国复兴的唯一途径。倡导科学和民主，就是要以客观真理的权威取代传统的权威，以公众的权威取代个人的权威。在人类掌握的力量越来越大，但社会组织又相对落后的世界上，特别是在当时政治黑暗、社会发展程度极低的中国．玟种转换极为重要。     

论法治与法制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而认识法、法治和法制则是正确理解并真正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内在基础。     

法治中国:从2007到2008

2007已经远去,2008的钟声已经敲响。在宪法实施25周年、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提出10周年之际,中国法院网与人民网、央视国际联手推出了2007年中国十大     

法制·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以前通常使用的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只有一字之差。准确理解和把握“法治”和“法制”这两个词,是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十     

法治和法制的区别

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圈定依法治国的主题,倾听了第六次法律讲座,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接着,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     

邓小平法制思想与法治

本文在区分了“法制”与“法治”词义的基础上,对邓小平法制思想与法治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邓小平在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系列论述中并未对“法制”与“法治”进行严格的区分,而是经常从表述习惯上使用。他在使用“法制”时,有时是指静态的法律制度,有时又是指动态的法治。如果我们不局限于表达形式,而是从其精神实质、从宏观着眼,邓小平法制思想的精髓或核心就是法治。对此,文章进行了论证。本文还对实行法治的意义,根据邓小平法制思想进行了阐释。     

法治和法制的区别

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圈定依法治国的主题,倾听了第六次法律讲座,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接着,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国方略.事隔一年多时间,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正式把我国的治国方略准确地表述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13条规定:宪法第5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这一天起,"依法治国"被正式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这标志中国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法治时代.     

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制——论当代中国传媒与法制的关系

大众传播媒介是＂第四权力＂的合法执掌者,但近年来,我国传媒与司法的尖锐矛盾逐渐浮出水面,独立而公正的司法和自由且发达的传媒对于法治、民主与文明都有着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新闻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能在媒体报道之中体现公正的判决结果,这是大众传媒、法官、司法制度乃至整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本文简单阐述了我国传媒与司法矛盾的现状,并大致总结了二者不恰关系的缘由,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解决矛盾的路径,期望二者的关系在博弈中得到平衡。     

从“法”到“法治”

有这样一个历史传说：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有个大臣叫壬里国,他与另外一个大臣中里缴打了三年官司。因为案情复杂,无法判断,国王齐庄公请来了当时的神兽“廌”,相传“廌”能辨是非曲直,它的角顶向谁,谁就一定有问题。结果,壬里国的诉状读完,“廌”没有动;而中里缴的诉状还没有读到一半,“廌”就用角顶翻了他。于是,齐庄公判决壬里国胜诉。“法”字的来源就和这个“廌”有关。“法”的繁体字写作“灋”,由“水”、“廌”和“去”三个字组成,其中,“水”字代表对待每个人应该像水一样公平公正;“廌”字代表着要能明辨是非曲直;“去”字则表示一旦判定对错,应该坚决去恶扬善。     

从人治到法治──跳出历史周期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在总结我国法制建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和政策，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思想体系，使我国社会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逐步实现了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人治还是法治，这是困扰中国政治法制史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直接影响广大人民群众政治生活的社会实践问题。早在1945年7月，黄炎培等5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毛泽东问及他在延安的感想。他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     

从“法治国家”到“法治地方”——地方法治研究述评

我国的法治建设主流观念表现为唯理主义建构观,其重视设计国家的法律制度而忽视总结提炼地方的法律实践.当前,各地方的法治举措频繁,“地方法治观”逐渐明晰.从“法治国家”到“法治地方”的观念转型,有益于在经验总结与反思基础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法学界对地方法治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在概念上,“地方法治”仍有争议;在地方法治必要性上,学术界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角度对其进行了论证;在地方法治的路径上,学术界对湖南、广东等省的地方法治经验进行了概括总结.     

习近平法治思想脉络: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

习近平同志关于法治建设的系列论述,特别是他当年建设"法治浙江"的众多做法和思想具有重要价值,其中不少内容在建设"法治中国"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相关论述中都得以充分体现。从建设"法治浙江"到建设"法治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学习领会。     

建设法治国家的文化思考——从人治文化到法治文化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把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不同的层面。在构建法治国家的诸多要素中,文化要素是重要的一环,起根本性作用。法治文化的弘扬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思想基础     

论法制与法治的关系

“法制”与“法治”,虽然一字之差,但从内涵上讲,却有了重大的突破。这是对邓小平民主和法制思想认识上的深化,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的重大改革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