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乡村治理的非均衡性分析

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村民自治”的缘起、成型，认为“村民自治”制度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结合的产物。分析“行政化”产生的表现并认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自主性非均衡、强制性制度变迁压制诱致性制度变迁，是造成“行政化”倾向的原因。因此，需要完善国家政权，增大乡村社会自主性，使二者达到相对均衡，实现“国家——乡村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     

权力文化网络视域下乡村治理问题及对策

乡村是中国文化基因原生之地,其内在的文化网络是乡村善治的基础。晚清以来国家政权的下沉,逐步改变了乡村的权力文化网络及"双轨政治"治理道路。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的乡村运动及政权建设,进一步消解了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外在形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乡村治理中经济效益至上逻辑压抑了权利文化网络新生的步伐。后税费时代,发挥权力文化网络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实现乡村善治的理性选择。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二十七）】 村规民约，理应是村治实践中必须贯彻的一项非正式制度安排。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但“天高皇帝远”的政治辐射能力，宗法统治的社会结构基础等，都客观上决定了在那些国家政权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宗法自治或者乡村自治的存在。相应地，也留下了丰富的村规民约、家法族规方面的资料。     

试论清末民初时期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渗透——基于小说《白鹿原》叙事的考察

清末民初,＂国权不下县＂的状态被打破,国家权力开始向乡村社会下沉,中央政权通过建立区乡制度、重建保甲制度以及通过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博弈攫取乡村社会的统治权,对乡村社会进行官治。     

乡村知识分子在维护农村社会治安中的作用探析

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乡村知识分子的支持,乡村知识分子在农村社会中道德上的号召力和人格上的感化力都比其他阶层具有较大优势,乡村知识分子对于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的基层政权由士绅阶层掌握,士绅阶层在长达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是乡村的实际管理者,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后国家政权深入乡村,士绅阶层退出基层管理,演变成了乡村知识分子群体.随着近年来基层民主化的不断推进,乡村知识分子在农村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已成为农村社会治安中的重要影响力量.因此研究乡村知识分子在农村社会治安维护方面发挥的作用很有必要,提高乡村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度和经济地位,保证其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我国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论村级政权的“缺位”与“补位”——来自湘中X县H村的调查与思考

税费改革后，农村村级政权不断弱化，村级组织不同程度缺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改革并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为此，笔者在湘中地区调查发现，后税费时代，一些地区为解决村级政权弱化所带来的问题而聘请和挖掘了关心村庄公益建设和热心为村民服务的“热心人”，他们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建设和谐农村发挥和仍将发挥重大作用。当下任务不是无谓争论诸如合村并组、取消小组长等乡村改革之利弊，而应着手解决补位问题：即寻找体制“外人”。     

乡村公共空间视野下的教堂功能研究——以云南苗族小水井村教堂为中心的考察分析

云南苗族的基督宗教信仰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乡村苗族居住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教堂成为其社会生活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作为乡村公共空间,教堂发挥了宗教信仰核心空间、教育文化的主要平台、乡村娱乐的舞台和村庄——政权公共关系纽带的积极功能。同时教堂在扮演社会公共空间功能上也存在一定不足,需要在经济生活、政治参与和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尝试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与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体现了"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变革的内在要求,顺应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需要,对于解读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趋于弱化问题,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伴随着乡村振兴的长期过程,必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把打造"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架构作为基础,把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作为关键,把治理手段与方法的创新作为重要着力点,以有效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和潜能,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发展新格局。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十八)

可以说,近三十年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急剧变革,使得乡村社会越来越被人们所忽视,至今仍占总人口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乡村地区,成为社会治理的边缘,尽管因袭民国以来的治理模式,我们已经把国家政权的触角伸向、下沉到了乡级,但乡村治理,并没有贯彻一种明确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     

“三治”视角下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治理研究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存在黑恶势力渗透进部分农村基层政权、以谋取经济利益为最终目的、以软暴力甚至公司化运作为主要犯罪手段、违法犯罪人员受教育程度低、地缘和亲缘关系明显等特点。从"三治"视角看,乡村自治运行机制不完善为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乡村法治薄弱为黑恶势力蔓延提供了空间,传统乡村德治式微而黑恶犯罪亚文化猖獗,为农村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土壤。遏制农村涉黑涉恶势力,应加强党和政府对乡村自治的监管,建立务实管用的监督机制;建设乡村法治,强化农村社会面控制;挖掘乡村德治内涵,倡导乡风文明,弘扬社会道德新风尚。     

三级利益共同体与农民问题

研究当代中国农民问题,就不能不研究县乡村三级利益共同体。当代中国农村就是在二元社会结构下三级利益共同体治理的乡村社会。唯一的有效途径,就是在中央政权的强力主导下,不断进行新的制度供给,加速三级利益共同体的崩溃。     

浅议基层工作应把握好的几个问题

正乡镇政权位于我国政权体系的基础环节,承担着管理辖区内乡村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职能,在经济建设的最前沿、农村工作的第一线,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乡镇基层工作,有助于干部的成长和成才,党员干部在服务基层中应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略论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历史上,行政权主导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将乡村社会纳入国家政权垂直管理范围,构建起强国家弱社会模式,即使是1980年代改革形成的“乡政村治”格局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模式。国家权力通过乡村基层政权继续严密控制村级治理,乡村社会没有获得预期的自治性。乡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演变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为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大大削弱。完善乡村治理,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要理顺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推进村民自治进程,建立各种类型的公益性农民组织,增强农民的组织性,从而创设实现善治的内外制度环境、政治前提、经济基础。     

当前村委会发展中的现实困境与破解对策

农村村委会在当前农村治理中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当前国家政策调整的大背景下,村委会发展遇到了选举困难,能力不足,乡村、两委矛盾,村级腐败等现实困境,严重影响了村民自治进程。针对造成村委会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需要从发展村集体经济、完善法律法规、合理界定乡村政权的角色职能、加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等诸多方面进行治理,以期实现村委会科学健康发展。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的社会整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中国共产党运筹帷幄，审时度势，在华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了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基于对晋察冀根据地社会阶层状况的科学判断，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以民族抗战为契杌，以乡村社会整合为内在源动力，以经济整合、政治整合、思想文化整合、坚持党的领导与加强党的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整合机制，整合了边区各种资源，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以及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     

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探索国家政权思想述论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对国家政权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关于国家政权的思想，包括“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各革命阶级联合政权、平民主义等，并有过初步的实践和尝试。     

略论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特点及其经验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3个历史时期，实现了两次政权性质的转变，完整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边区长期在中共中央领导之下，决定了政权建设的地位和模范作用，正确处理了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贯彻了中共中央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最终使边区政权成为新中国政权的雏形。     

接点治理：理解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视角——以鄂西北王村为例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通过接点治理的形式来处理与农民的关系,接点治理是指国家利用乡村组织等体制性中介和乡村社会体制外精英进行治理的方式。接点治理的有效性在于其同时具备了国家政权赋予的合法性和地方社会赋予的认同感。接点治理经历了三种模式,集体时期的吸纳模式、税费时期的授权模式和后税费时期的结合模式。税费改革后,国家试图绕开基层组织以实现与农民直接对接,接点治理转变为直接治理,带来了混混等灰黑势力进入乡村和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危机。     

新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60年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乡村治理模式历经建国初的"乡(村)政权"模式,人民公社时期的"政社合一"模式与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模式等几个阶段的变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模式将迎来一次全新的嬗变,由"单中心治理"模式走向"多中心治理"模式,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