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协商民主的发展

思考协商民主的意义,探讨协商民主发展与政党的和谐关系,不仅具有民主政治与政党建设的理论意义,更有促进政党之间的团结与和谐,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意义。良好的国际治理模式,一定要有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和良性互动,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为实现公民参政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平台。     

论和谐治理与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构建

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要靠以政府为主导的和谐治理来实现;以政府为主导的和谐治理可称为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合作的时代诉求和现实基础彰显了选择该模式的必要与可行。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多元主体,民主决策,法治化管理,市场和社会化服务,责任过程和效能结果。该模式的构建须有宽容态度和发展眼光,需要提高民主法治质量,发展公民社会,建立协商对话机制与合作文化环境,加快行政改革,推进政府转型。     

民主政治发展视阈下新时代统一战线功能析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既是复杂的社会命题,更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战线作为新时代国家治理制度规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助推器。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演进和变迁进程放置于近现代社会历史视野中考证,我们发现,中国近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也是统一战线现代化的过程。统一战线和民主政治的价值契合是理解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政治逻辑前提,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统一战线仍然有着重要的政治功能与价值。新时代统一战线既是我们党巩固执政合法性现实社会基础的重要载体,又是实现民主执政的政治资源整合的重要机制,更是保障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重要手段。     

发挥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探析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作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具有整合、协调、维稳、治理的功能，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有效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不足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发挥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关键在于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其中，推进社会组织统战工作是前提，完善社会组织发展环境是基础，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是保障。     

新阶段区域和谐发展的法治化系统研究

在新阶段社会发展不断深入、社会改革步伐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为推进区域和谐发展的法治化进程，探索区域和谐发展的法治化途径，包括构建多层次、可持续性的法律体系，构建法治与民主的互动机制，发展社会文化创新机制，对实现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边互动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制度与机制安排,有其各自独特的行动资源及行动逻辑,也各有其特定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在公共治理理论的视阈下,政府、市场与社会都不是惟一的治理主体,三者间的互动、合作成为必然选择。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种机制运行中各存在比较优势与不足,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三边互动。为了实现公共领域的良好治理,必须而且应当建立起三者良性互动的网络治理机制,在互动中开辟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     

社会管理创新范式：协同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管理创新就是通过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建立起促进和谐的社会机制。协同治理强调除政府外,市场、社会组织同样可以成为社会管理主体。社会组织具有服务多样、灵敏高效等特点,是实施政府职能的重要组织力量,又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备的支撑体系。引入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管理主体,以协同治理应对政府和市场协调的失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能最大程度地促进和保障公民权益。     

从主体多元化看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完善

治理和善治理念应用于城市管理，成为构建城市治理模式的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城市治理是在复杂的环境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城市公民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的方式、过程和机制。告别传统的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最终实现城市善治，必须重新定位政府角色，改善政府管理，同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的作用．构建政府——非政府组织——市民三者信任、协商、合作的伙伴关系模式。     

治理视野下的温岭“民主恳谈”

良好的治理即善治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运用善治基本要素对出现在温岭的民主恳谈这种治理型模式加以剖析，提出政府需“投资”社会资本，要提高社会信任度、增强互惠规范、扩大参与网络以完善民主恳谈，构建和谐社会。     

发展非政府组织与构建和谐社会

非政府组织具有实现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不能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稳定与和谐中的支柱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政府要自觉运用非政府组织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将非政府组织真正整合到社会治理结构之中。发展和规范非政府组织,要着眼于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在促进非政府组织自主自治的同时,加大政府服务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力度,真正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社会。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