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结构转型中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及面临的问题

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不仅为普通民众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平台,而且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缓解社会矛盾提供了新的渠道。非政府组织可以有效地提供非垄断性公共物品;可以反映社会各方的信息,促进政策制定的合理性;有利于促进机构改革;因为它的中立性和中介性,可以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进行协调。尽管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面临许多问题,但其发展和逐步成熟是必然的。     

充分发挥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多元主体作用

随着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由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单一化模式,不再能够满足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因此,当前在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中,不仅要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还要发挥其他主体如民营经济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应改变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完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体制,调整绩效考核标准;发挥民营经济组织的作用,应打破垄断行业准入限制,转变政府干预调控方式,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应完善监督管理体制,提高非政府组织的人员素质,组建区域性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物品供给分析

非政府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物品供给对于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和服务质量、促进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以及推动社会政治文明的实现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非政府组织必须克服法律环境的困惑、合作机制的缺陷、以及自身因素不足等问题,通过建立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加强自身建设、密切与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制定具体的行为方案等路径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物品供给.     

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可行性研究

公共物品领域存在的单一政府提供的状况，带来了公共物品生产的低效和短缺。打破公共物品政府提供的垄断局面，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非营利组织所具有的“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等特征，使得它在克服公共物品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政府治道变革

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市场失灵和志愿失更,促使人们把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推给政府.公共物品的提供不是通过市场机制,而是通过投票机制和协商民主等反映出来的,但印使这些机制能够准确反映公民的需求偏好,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和生产方式上因循守旧.同样会导致政府失灵.实行政府治道变革,吸纳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生产,并在生产中采用契约、外包、代币券等市场手段,将是避免政府失灵、促进公共产品提供最优化的重要选择.     

浅谈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事业管理

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战略,农村公共物品和公益性服务的提供是主要内容之一.政府自然在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借用新公共管理有关管理主体多元化、合作治理的观点,非政府组织也应积极参与农村公共事业管理.主要结合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事业存在的问题,总结了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事业管理的意义,进而提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事业的方式和路径.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非营利组织失灵及三者互动的公共服务体系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非营利组织失灵的共存表明,在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物品活动之中,仅有市场、仅 有政府或仅有第三部门都是不够的,一个健全的社会体系必须同时包含这三种机制和三种力量。应充分发挥政府、市场 和第三部门三只手的作用,建立新的公民与政府、市场之间的联系与交往方式,构建充满竞争和活力的公共服务体系,寻 求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的均衡点,建立公共服务供给的多中心体制和互补机制。     

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路径探析

多中心治理理念的深入和民营化浪潮的推动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奠定了理论基础;政府与市场的失灵使得其参与具有了必要性,而非营利组织自身的优势使得非营利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供给具备了可能性。为了更好地发挥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就要选择正确的路径推进非营利组织发展。     

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困境及其应对策略

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引起了权力的转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随着经济和社会领域权力的逐渐生长,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但现阶段非政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法律困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拟从宪法学视角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初步的法律解决思路,不仅应当降低其设立门槛,而且应当赋予非政府组织在公益诉讼中的主体诉讼资格,同时加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充分合作,鼓励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种社会组织”的构建与可持续发展的推进

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呼唤新的社会组织 ,公共管理理论赋予了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可能。通过制度化渠道的建设 ,构建三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推动可持续发展组织格局     

治理视野下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机制的构建

随着公共事务的纷繁复杂和政府能力的有限性,使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公共事务治理领域的“关键加入者”。非营利组织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物品、培养公民精神和帮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构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机制,两者都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政府应积极地转变职能,合理界定公权力、制定法律法规、加强沟通,促进信任。非营利组织要强化自律,提高社会公信力,回应社会的需求。     

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启示

非政府组织近20年来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迅速,承担起了在政府、市场双重失灵的公共领域里的部分公共职能,推动了社会民生、民主政治发展,引导着企业负起更多社会责任。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其自身组织发展存在若干为人诟病之处。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经验教训,可为引导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视角下的农用地流转的公平与效率

农村公共物品承担着实现农村社会福利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农用地是具有非排他性、竞争性的农村准公共物品,农用地流转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之间存在着强相关性,农用地流转的公平与效率直接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水平。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视角出发分析我国农用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公平缺失与效率损失,其完善的对策在于:实行多元调节,禁止行政强制;建立利益激励机制,搞好农户社会保障;坚持国家必要干预,创造良好流转环境;健全农用地流转价格体系,完善农用地市场运行机制。     

试论公共产品的特征、类型及其提供方式

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以及“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导致了公共产品供给的难题。根据公共产品的不同类型,必须有区别地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政府在内的多中心安排,如政府与私人企业、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NPO)等共同供给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从而增进人们的福利。     

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制度非均衡论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营利组织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改变,非营利组织的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但正如新制度主义学派所指出的,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制度体系是存在非均衡现象的,主要表现在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过剩两个方面,究其原因是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特定的社会体制和非营利组织自身能力的弱化使然.促使我国非营利组织制度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化,需要构筑政府主导、市场协同和非营利组织主动的制度供给机制.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非营利组织研究

非营利组织或称非政治组织、非政府公共部门、第三部门、志愿性组织、民间组织等,即指由个体为实现某种非经济性愿望或目标而发起的各种机构或组织。较西方而言,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更深地嵌入社会网络,逻辑起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生存依赖性问题。因而,研究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不能忽视社会网络分析,至少要比西方更重视这种分析。已有的对非营利组织的界定,本质都是从先验构造出发的,缺乏对其模式化社会关系的交易研究,而从社会网络分析展开对非营利组织的界定,更贴近我国的社会实际。     

美国基金会发展与管理的启示与思考——兼论社会组织建设工作(上)

<世界基金会指南>一书指出:"基金会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它有自己的资金,由其受托人或董事会管理,旨在资助教育、慈善、宗教等社会公益事业."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基金会实力最强、领域最广、影响最大. 一、美国基金会登记管理制度 美国基金会中心对基金会的定义是:"非政府的、非营利的、自有资金(通常来自单一的个人、家庭或公司)并自设董事会管理工作规划的组织,其创办的目的是支持或援助教育、社会、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动以服务于公共福利,主要途径是通过对其他非营利机构的赞助."当前,美国对基金会的登记管理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本文将其概括为五大制度.     

公共物品供给的交易费用多维度分析

制度分析学派通过不同制度的交易费用状况的比较,对各种制度的特征进行了较充分的分析.但是,对于公共物品的供给制度来说,由于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价值特征导致的交易费用的复杂性,不能在单一维度的视角下笼统地仅考虑费用的数量大小,由此来评判制度安排和公共决策的好坏.因为除了信息不对称因素所产生的交易费用以外,有相当一部分被视为诱发交易费用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体现和保证物品的公共性,这些费用表现为公共协商的成本和对损失方补偿的费用.试图从多种维度对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交易费用进行分析,不仅对信息不对称如何产生交易费用进行了描述,还对公共协商和对损失方补偿产生的费用所表现出的公共性价值进行了解析;并借用了公共选择学派的广义宪政经济学理论,探讨了交易费用的最优解;最后倡导建立具有公共性特征的公共物品供给的交易费用现.     

土地财政与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基于城市层面的经验

利用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土地财政对我国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了地方政府间在公共物品供给结构上存在差异的原因。实证结果表明,土地财政收入的增加显著促进了城市道路等地方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增长率的提高,而对诸如教育、医疗、卫生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的增长速度影响不显著,甚至显著降低了其中部分公共物品的增速。同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与产业结构)和城市级别并不能解释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行为的地区性差异。利用国有建设用地出让成交价款作为衡量地方土地财政规模的做法进一步揭示了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偏向的财政动因;对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差异的探索性分析也有助于地区间资源均衡配置。     

边界、历程与创新:制度类公共产品供给之三维分析

政府在直接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由于其作为社会公众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有责任促进公共产品优质高效的供给,这是市场机制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所不能代表的。政府无论从道义上讲,还是从经济上讲,都应当是制度类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政府提供制度类公共产品是责无旁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