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运人对海运货物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兼析“未公开本人的代理”之适用

通过比较和理论分析,指出承运人对海运货物具有保险利益,其有权选择投保责任险或货物运输险.根据“未公开本人的代理”,在承运人不承担货物损失责任的情况下,货物所有人有权以本人的身份介人承运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向保险公司索赔.     

海运承运人责任期间之研究——兼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相关规定的修改

承运人责任期间是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的基本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在借鉴有关国家公约的基础上对此做出规定,但由于其在“融合”有关国际公约内容时未能很好地注意到该内容与其他相关条文的协调与衔接,因此实践中也引起不同的理解和争论。在比较现行生效的三个国际海运公约相关条文的基础上,对有关责任期间、合同期间、运输期间、管货义务期间等概念以及有关学说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价,并结合国际海运公约最新发展动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之相关条文进行剖析,并最终提出条文修改建议案。     

论海上重复保险——兼论对我国《海商法》第225条的修改

海上重复保险制度能有效地防止因被保险人重复投保而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 ,对维护保险赔偿原则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海商法》的规定仍有疏漏之处。本文对重复保险的含义、重复保险合同的效力以及被保险人的索赔权作了分析 ,并对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规定不足的地方给予了补充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一点思考——论海上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原则

海上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原则主宰着国际海上保险的灵魂。而我国对此原则的研究基本上立足于对经典文献的翻译和国外相应法规的诠释,法律的规定也过于原则而难以操作。因此,在我国《海商法》修改之际,这个问题就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以期有助于我国海上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论文分析了海上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原则的效力以及保险利益原则在海上保险中的具体适用,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关于修改《海商法》的一点初步建议。     

浅析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兼谈对我国《海商法》第46条的修改

本文首先明确了承运人"责任期间"实际上是其合同主义务期间.然后又通过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主义务的分析,并结合国际公约进一步阐明了承运人"责任期间"的涵义和实际功能.     

论国际海运货物迟延交付损失索赔的有关要素——兼谈对我国《海商法》有关规定的理解

1978年《汉堡规则》第一次在国际范围内明确提出了迟延交付损害赔偿问题，在此之前的1924年《海牙规则》和1968年《维斯比规则》都未将该问题明确化。但这并不能说明迟延交付是一个新近产生的现象。     

海上保险法中不定值保险的保险价值的确定——兼论《海商法》第219条

有关不定值保险如何确定保险价值,我国《海商法》与《保险法》有不同规定.本文通过比较中国与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司法实践做法,并从保险的补偿原则和不定值保险的内涵等理论角度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我国海上保险法下不定值保险的保险价值的确定应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时间点.     

浅析无人提货时承运人的救济问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86条为视角

海上运输作为促进贸易的一个手段,在国际贸易交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货物的转移。因而,承运人将货物完整地交到收货人手里,必然是运输的题中之义。无疑,交货行为是承运人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收货人的收货行为,却并非一项义务,而被冠以了提货权的名号。收货人支付运费和其他费用,应以收货人向承运人主张提货权为前提。反之,如果收货人不向承运人主张提货权,则不具有支付运费和其他费用的义务。①因此,如果收货人不去提货,就会使承运人获得运费或者其他费用补偿的机会落空。在这种情况下,承运人的利益如何维护就成了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国际海上承运人责任基础历史演进及启示——海上特殊风险与产业利益的双重流变

承运人责任基础是在外贸与国际航运产业之间配置利益的关键制度。承运人责任基础的历史演进规律表明,随着海上特殊风险的降低和外贸、航运产业利益的博弈平衡,取消航海过失免责和火灾免责、以完全过失责任为核心、加重承运人举证责任、重视保护外贸产业利益的承运人责任基础是必然的趋势。作为外贸利益大国,我国应及早修订《海商法》、签署及加入《鹿特丹规则》并采用该公约的责任基础。     

关于《海商法》中追偿时效的思考——兼论对《海商法》第257条的修改

追偿是指在前一索赔中承担了赔偿责任的人，认为第三方对自己承担的责任有责任，从而向该第三方要求补偿的行为。追偿在民商法中是很常见的，海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这种现象也很普遍。但是，民法制度并没为追偿规定时效，而海商法领域，从“海牙／维斯比规则”到“汉堡规则”，再到我国《海商法》，均为有关海上货物运输的请求规定了追偿时效。究其原因在于：民法与海商法中的时效起算点不同。民法中，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从请求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前一索赔中的责任者只有承担了（或被责令承担）赔偿责任时，才知道其权…     

论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转移问题——评我国《保险法》第34条

我国《保险法》第34条规定:"保险标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是货物运输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这一规定是否科学,实践中又是否有违保险利益原则的本意,对此笔者提出了某些缺陷和相关立法建议。     

英国期租合同下运载危险货物的判例、仲裁及其借鉴意义——兼论我国《海商法》第135条的修改

定期租船(简称“期租”)的承租人享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包括可以自由地决定运输何种货物,除非此种货物是非法货物或是期租租约明示的危险货物.但是对某种特定货物是否为危险货物以及承租人对该特定货物是否享有经营自主权仍存争议.英国法对此的态度是在肯定承租人经营自主权的同时,明确承租人对运载危险货物所造成的损失需承担严格责任.相比之下,我国《海商法》第135条的规定则不甚妥善,不仅忽略了危险货物定义仍存争议的事实,削弱了承租人的经营自主权,而且没有明确承租人对于运输危险货物的责任.综合考虑,当期极有必要借鉴英国的相关做法以完善我国《海商法》第135条的相关规定.     

论海上货物运输中货物实际损失的认定——《海商法》第55条的理解与适用

针对理论与司法实践中《海商法》第55条的理解与适用问题,即有关货物实际损失的认定,采取直接相减法与贬值率法对比分析的方法,假设了两种极端情况,论述使用直接相减法可能出现与事实相矛盾的结果,不能平衡保护船货双方的合法权益,进而引入贬值率这一概念,提出使用贬值率法得出货物的实际损失,可以排除市场波动对价格的影响,操作简单,计算明晰,符合《海商法》第55条的立法精神,具有合理性。最高人民法院目前已有使用贬值率计算货物实际损失的案例公布,说明了使用贬值率法得出货物的实际损失,具有合法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修改《海商法》第55条的相关建议。     

鹿特丹规则中海上货物承运人的责任——法律迷宫?

<正>导言在国际贸易领域,绝大多数货物是通过提单运输的。〔1〕很早以来就存在相关的海上运输规则用来规范有关的提单运输。〔2〕1924年的《海牙规则》〔3〕确定了承运人对船舶的适航责任,〔4〕同时也规定了承运人的17项免责条款。此外,它确定了承运人赔偿责任的限额。最后,它强调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即从货物装上船时起至卸下船时为止的一段时间,以上的条款是强制适用的。〔5〕     

对承运人及其受雇人、代理人丧失单位责任限制的判定——我国《海商法》第59条浅析

我国《海商法》第59条规定了承运人以及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丧失限制单位赔偿责任权利的情况：“经证明，货物的灭失、损坏或者迟延交付是由于承运人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承运人不得援用本法第56条或者第57条限制赔偿责任的规定。经证明，货物的灭失、损坏或者迟延交付是由于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承运人的受雇人或者代理人不得援用本法第56条或者第57条限制赔偿责任的规定。”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如果承运人有“故意”或者“明知”的过失…     

论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兼谈对我国《海商法》第252～254条的修改

文中结合实体法和程序法有关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具体规定,力求将二者融会贯通,指出实践中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明确立法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修改意见,试图更加完善我国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任意解除——兼论对我国《海商法》第89条的认识

合同是当今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法律文书之一，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其一经订立，便受到法律强制力的保护，双方当事人必须按照合同的约定认真地履行各自的义务，不得任意变更和解除。然而一味地恪守合同严格履行的原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但其在诸多方面已无法适应目前变化万千的市场经济形势，从而无法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因而也就会涉及到合同的解除问题。     

保险服务者说明义务的边界——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

天然信息不对称的保险市场中,由于对交易内容认识差距的存在,使保险消费者与保险服务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日趋激烈。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利益失衡使更多的焦点集中于保险服务者义务的履行——尤其是说明义务的强化与关注。在保险服务者与保险消费者利益的博弈中,应以利益衡平原则为指导,寻找各方利益的平衡点,缓和信息不对称之下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界定保险服务者义务的边界,以保证保险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保险利益的概念检讨——以《保险法》第十二条为核心

作为保险法上的核心概念，保险利益在保险理论和实践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我国《保险法》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却存在诸多缺陷。保险利益的主体应该是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保险利益以保险标的为基础，并不等同于保险标的，而保险标的的范围不但包括各种财产权利，还包括经济利益；保险利益只适用于人身保险领域，在保险利益的性质上，我们应坚持“经济关系说”的观点。     

对我国《保险法》第34条的反思与修改建议

保险标的转让与保险合同转让之间不具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保险标的的转让更不是保险合同转让的唯一原因和根本原因。保险合同的转让未必均须征得保险人的同意,而是应区分法定转让与意定转让两种情形并分别予以考虑。保险合同转让的时间标准应是财产保险合同转让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对我国现行保险法进行修改时,应增加有关保险合同转让时间标准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