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行政管理支出具有双重属性:过多的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使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不利于官员的晋升,同时有违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目标;但能直接提高地方政府官员个人的福利水平。所以,地方政府及官员对行政管理支出存在两难选择。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8—2006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行政管理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和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是:在中国特色财政分权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自由裁量权扩大时,总体效应是加大了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同时,行政人员规模与行政管理支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社会结构等因素对行政管理支出也有显著性的影响。在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其他公共财政支出项目(社会保障支出除外)对行政管理支出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     

构建合理适度政府规模的经验尺度——基于美中两国的比较分析

合理适度的政府规模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机构改革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大量官方数据比较美中两国政府公职人员的"相对规模",揭示美国政府规模扩张的历史轨迹与结构特点,对中国政府的相对规模进行合理估算与阶段性比对。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美国的政府人员规模在过去数十年呈现整体上升趋势,行政司法化与监管职能建设助推了联邦政府雇员的巨量增长,其地方政府扩张则表现出同中国相似的阶段性特点。即使与美国这个奉行自由市场原则的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的相对规模仍有显著差距。中国的机构改革和编制管理应重塑经验尺度,逐步变"理念导向"为"问题驱动",并由"精简型"改革向"调适型"改革转变。     

“软编制约束”:对地方财政供养规模隐性增长的一种解释

“软编制约束”是指地方政府突破核定编制约束,向社会或下级政府索取人力资源,由此造成政府财政供养规模的隐性增长.地方政府突破编制约束的动力机制在于:为应对考核机制,地方政府不惜动用人海战术对社会进行管理与控制,而政府扩张规模引起的责权利不对称对此也有影响.从宏观制度背景看,中国特殊的国家一社会关系和纵向政府间关系增强了这一趋势.基于此,治理范围的调整、治理重点的转变、治理的多元化、治理能力的提高等应是今后地方政府改革的方向.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政府信任

"得民心者得天下",执政者无不关心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正因如此,政府信任日益成为政治学、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所重视的问题。分权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各国普遍采用的发展策略,其对政府信任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本研究在中国的制度框架下,首次结合微观层面调查数据和省级层面数据,并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如何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对政府信任产生了负向效应,且这种负向效应在农村地区更为显著。同时,研究也证实,政府规模、腐败程度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均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除此之外,民众本身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社会地位等因素也对政府信任产生了显著影响。     

轴心辐射模式:一个制度性分权长期难以推行的解释框架

合理划分各层级政府的职责和权限,即制度性分权是处理政府间纵向关系的主要思路.中国政府间纵向事权划分的工作长期以来一直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主要原因在于以轴心辐射模式为特征的国家整合方式.轴心辐射模式是对中国国家整合方式和政治权力结构的一个总体概括.这一模式通过以下几个中间变量和机制影响和作用于政府间纵向关系.第一,人事任命;第二,地方政府对民众的责任机制;第三,对地方政府"一把手"监督乏力使实行制度性分权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撑;第四,党政关系.     

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及利益的协调

如何进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合理调整其利益结构,调动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论述了我国目前政府分权模式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提出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理分权和利益协调的建议,主张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法制化、制度化。     

地方政府竞争、产业转移与我国西部经济增长

财权分权制度、市场化改革和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考核制度构成了我国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基础.本文将产业转移引入地方政府竞争分析框架,阐述了承接产业转移中地方政府竞争的动力机制.然后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我国西部地区承接地政府竞争诸问题.研究显示:虽然地方政府竞争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但我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热情有增无减；在我国西部地区,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对其经济增长作用显著,而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对其经济增长并无明显正效应；市场化对西部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我国官员考核必须放弃“GDP主导型”的政绩考核体制,让地方官员从经济增长的数量束缚中解脱出来,让他们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     

央地关系视域下的派出治理：以日本为例

日本作为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为了适应分权改革，平衡集权、分权、治理三者间的关系，设置了形式各异、数量众多的中央政府行政派出组织进行地方治理。日本中央政府的派出治理按照职能可分为技术性、管理性与制度性三类，同时，利用其多样性、法定性及相对稳定性等组织特点，塑造了融合型的中央集权体制，奠定了宽幅度、少层级的行政区划基础，精简了政府规模，实现了广域行政下的跨域治理。     

物业税税制改革的财政公共管理体制困境探析——地方政府“逆向软预算约束”的分析框架

运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探索了制约我国物业税税制改革的财政公共管理体制中的约束机制,得出结论如下:不规范的财政分权改革的直接后果造成了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和"逆向软预算约束",而分税制改革给地方政府收入结构带来的"驱赶效应"以及地方政府事实上具有获取体制外资源的强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又强化了地方政府的"逆向软预算约束"机制.在上述财政管理体制环境中进行物业税改革自然步履维艰,因为地方政府"逆向软预算约束"机制是制约物业税税制改革的直接原因;不彻底的财政分权体制缺陷是制约物业税税制改革的根本原因;社会约束不力以及相关制度设计缺陷是制约物业税税制改革的外在原因;税制设计严重老化是制约物业税税制发展的内在原因.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县级政府人力规模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基于湖南省

利用湖南省1995—2008年的县级数据,以灰色关联度分析作为工具,从财政分权与转移支付视角对省内财政制度安排与县级政府人力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湖南省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县级政府人力规模呈现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省内支出分权对湖南省县级政府人力规模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为省内收入分权、县财政自给率和县人均净转移支付。这一发现表明,实行合理的省内财政分权,是湖南省控制县级政府人力规模急剧膨胀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