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文化建设的历史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对日本侵略者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还特别重视文化斗争,千方百计发挥文化在抗战中的作用,注重抗战文化建设,开辟了文化领域内的另一场抗战。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引导我们党不断走向胜利的思想路线;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和统领,通过制定抗战文化方针,培养抗战文化队伍,明确抗战文化任务、服务对象和服务方式,规定抗战文化建设的任务、步骤和方法,重新构建了根据地抗战文化体系;大力发展根据地干部教育事业,开展各种类型的群众教育,扫除文盲和创办期刊、报社,大力建设抗战文化传播媒介,创造性地发展了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为抗战文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浅析抗日战争时期四联总处的演变情况与功能

抗战初期成立的四联总处,不仅对统治全国金融、支持抗战有过重大的贡献,而且对国民政府的金融、经济政策的制订也发生过较大影响。文章对四联总处在抗战期间的演变和具备的功能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以史为鉴，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这些值得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总会引起我们深深地思考——为什么日本会选择侵略中国?为什么中国人民会惨遭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如何吸取惨痛的历史教训?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今天,我们必须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复活的危险保持足够的警惕。军国主义是日本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由于战后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在试图为军国主义翻案,近年来军国主义在日本死灰复燃的迹象更加明显。一、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形成与发展公元1世纪末…     

抗战时期周恩来的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在抗日战争中,周恩来领导中共南方局在"国统区"开展抗日民族统战工作,运用又联合又斗争策略,始终保持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支持帮助爱国民主人士,筹建民主党派并开展抗战;联谊交友上层人士,促其反蒋抗日支持抗战,动员大后方民众投入抗战,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彰显了统一战线法宝的威力。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念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彻底的抗战。中国共产党以其科学、正确的领导理念和战争策略实现了对这场战争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文章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党的示范作用等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理念进行系统阐释,揭示这些领导理念的具体内涵及其与抗日战争胜利的逻辑关系,以期对当前执政条件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借鉴,时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新的伟大复兴的伟业有所启示。党在抗战中的的领导理念集中体现为六个方面:高举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旗帜以振奋抗战之民气,从而为正义之师赢得对非正义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这是共产党抗战领导理念的逻辑起点;坚持在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最广泛的政治动员,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和最深厚之力量源泉;认真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并运用军事辩证法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军事保证;实行有效的战时经济政策以增强军力、国力,为坚持长期抗战并最终获胜提供物质保障;努力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抗战文化,使文化成为革命的有力武器和重要战线;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抗日军队、抗日根据地建设以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在抗战中的精神示范作用。     

论中国共产党代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进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抗战文化 ,确切地说 ,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抗战文化。这种抗战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通过营造和强化抗战文化氛围、领导和促进抗战文化运动、广泛推行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并密切配合广大中国人民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抗日斗争 ,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对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试论抗战时期的"一国两制"--论国共合作的法制基础

本文主要回顾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两种法律制度共存的历史,总结"一国两制"法律制度形成的原因,探讨其主要内容,并对其进行思考,以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追忆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长城抗战虽然以《塘沽协定》的签订而结束,但它在14年的抗战历史中的历史意义和地位确实不容抹杀。长城抗战不光有许多教训可总结,更有许多积极的东西值得我们认识和发扬。     

桂林抗战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价值评价研究

抗战文化遗产作为桂林市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桂林文化产业开发的重要资源宝库,其旅游开发与保护是内在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梳理桂林抗战文化遗产资源,构建抗战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价值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型定量对桂林抗战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实证研究,这对桂林抗战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与保护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讨论抗战时期的民间外交

进入抗战时期之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扑朔迷离,变化复杂,在抗战的初期阶段,国民政府开展了国民精神动员运动,加强了民众对于国家现状的了解,认清了当前战争形势,对民间团结抗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抗战期间,为了联合一切力量争取抗战援助,国民政府积极改变调整外交策略以适应战时需要。在外交的具体运筹中,国民政府能够坚持对日基本立场,坚决站在民主阵线一边,并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对外政策。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