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中的抢夺罪之合理性追问 --比较法的视角

在对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诸国刑法关于抢夺行为定性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刑法规定的抢夺罪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倡导在我国刑法中拆解抢夺罪,将抢夺行为一部分归入盗窃罪,一部分纳入抢劫罪.     

转化型入户抢劫的先行为探究

我国的司法解释只明确规定了入户盗窃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可以直接转化为入户抢劫,而对于入户抢夺、诈骗在同等情形下是否可以直接转化为入户抢劫无明确规定。但是,事实上入户抢劫在入户前无需具备抢劫等犯罪目的。入户抢劫的核心要件不在于"入户"行为本身的非法性,而在于行为人利用了入户后形成的环境优势。司法解释对于入户盗窃的转化规定不应是法律拟制而应是注意规定。基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入户抢夺、诈骗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可以直接转化为入户抢劫。     

携带凶器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法律界定

携带凶器抢夺,依法应认定为抢劫罪。凶器应当是指杀伤力较大,能让人产生畏惧心理的器械,如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菜刀、水果刀等。携带凶器应包括将凶器显露在外部和暗藏凶器两种形式。携带凶器抢夺转化型抢劫罪既遂和未遂的界限应以行为人是否已经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标准。     

论和谐社会中“严打”刑事政策的法治化

建国后的历次“严打”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和谐社会理应是法治社会。犯罪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仍会长期存在。只有把“严打”刑事政策的启动机制、执行方式等完全纳入法治化轨道,才能扬长避短,使其真正符合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     

论飞车抢夺犯罪的定性及相关法律的完善

飞车抢夺犯罪对社会公共秩序和群众的安全感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驾驶机动车劫取公私财物犯罪作案手段的暴力性和对人身的危险性十分明显,已具备抢劫罪特征,应认定为抢劫罪。另外,行为人飞车抢夺与被害者紧密连接的财物致被害者受伤以及飞车抢夺对象为车辆驾乘人员的,也符合抢劫罪特征,应定为抢劫罪。     

浅谈对刑法第267条第2款“携带凶器抢夺”的理解

本文从“携带凶器抢夺”行为的主观和客观方面分析了“携带凶器抢夺”的内涵 ,指出携带凶器应当是指行为人在实施抢夺过程中 ,具有除抢劫之外的非法意图而暗携匕首、刮刀、枪支、铁棍、木棍及其它足以致人死亡或伤残的器械 ,虽然没有使用但却给被害人造成恐惧 ,形成精神强制的一种行为状态。     

关于“严打”若干问题的思考

二十多年来我国开展“严打”斗争的经验和教训表明，要更好地实现“严打”斗争的预期目标，我们就必须明确“严打”主体，体现工作重心；细化“严打”对象，明确“严打”目标；研究“严打”斗争策略，体现“严打”特色；控制“严打”成本，提高“严打”效益；巩固“严打”成果，建立长效机制。     

对当前抢劫、抢夺犯罪的分析

抢劫、抢夺犯罪极大地影响到社会治安形势,使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迅速下降。分析当前抢劫、抢夺犯罪的特点及其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预防和打击对策,才能有效遏制抢劫、抢夺犯罪活动的高发势头。     

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反思

作为一项重要刑事政策,"严打"能在短时期内改善社会治安形势,符合民意和政治需要,但是严打刑事政策破坏法治原则、背离正义原则、达不到功利目标,因而应该被废除,要针对犯罪发生的原因,用良好的社会政策去减少犯罪。     

“法治”视野下“严打”政策的再度审视——兼采经济学的方法

对严打政策的再度审视应是多方面的,而效应与教训则是其极其重要的内容。严打政策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严打政策的正面效应是短暂的社会稳定,并可得到经济学的说明;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是长远的,它不仅在观念上一度侵蚀着我们的法治信仰,动摇我们的公平正义感,而且在客观上酿成了新的对抗和秩序紊乱。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同样能够得到经济学的说明。从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中,我们所能得到的是严打政策的教训,并且其教训可得到经济学和犯罪学的共同说明。严打政策的教训将使得我们在应对犯罪、谋求稳定和实现法治化的道路上方向更加明确,步伐更加坚定,并将使得宽严相济政策在社会转型和风险多元的特殊历史时期得到更加稳妥有效的推行,从而助益于法治国的发展。     

对首都公安机关“严打”工作的简要回顾

“严打”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是在特定时期采取的整治社会治安的特殊措施。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三次“严打”斗争中，全国公、捡、法机关本着“从重从快”的方针对严重刑事犯罪进行了严厉打击。三次“严打”客观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增强了公民的安全感、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但是要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除了特定时期的“严打”．还要进行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论"当场击毙"的弊端——对某市公安局"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举措的评析

某市公安局近期推出了“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的新举措,这一举措可以震慑犯罪分子,却有严重的弊端:超越职权,曲解了现行法规,易导致警察滥用枪支,是对罪犯人权的漠视,可能误伤无辜,给社会公众的安全带来威胁等等。整治飞车抢劫、抢夺案件,应当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对柳南区“飞车抢夺”犯罪案件的预警研判及对策

针对飞车抢夺犯罪的新旧特点,特别是新出现的特点,诸如团伙犯罪突出、侵害对象广泛、犯罪主体多元化和案犯藏匿多变等新特点,要有效打击飞车抢夺犯罪,必须进行严控即加强路面巡逻防控,严打即给予从重严厉打击,严管压缩犯罪活动空间,严惩即依照法律进行惩治,严责即实行严明奖惩制度。     

“严打”与“整治”、“综治”、“法治”

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一直持续不断地开展“严打”斗争。“严打”已经成为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 ,正确认识“严打” ,正确理解“严打”与整顿治理市场秩序的关系、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综治 )的关系、以及与依法治国方略的关系都是坚持“严打”方针 ,形成“严打”合力 ,取得“严打”成效的重要问题。“严打”实际上是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方针的简称。依照这一方针的原意 ,“严打”这一概念至少含有四个要素 :一是决策依据明确———“依法” ;二是实体法上的要求明确———“从重” ;三是程序法上的要求明确——…     

习近平关于“国之大者”重要论述的四重逻辑

胸怀“国之大者”,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鲜明特点,也是对党员干部普遍性的政治要求。从时代逻辑看,“国之大者”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而提出。从理论逻辑看,“国之大者”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战略思想的继承发展。从价值逻辑看,心怀“国之大者”有利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为领导干部看问题提供大视野,为治国理政提供大智慧。从实践逻辑看,践行“国之大者”,必须持续加深对“国之大者”的理解,强化使命责任,坚持底线思维。     

关于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的法律思考

我国当前结合社会治安形势和刑事犯罪情况做出“严打”整治的决定是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进行“严打”整治斗争,要充分认识它的产生背景、对象、特点与核心。“严打”整治对象范围要严格依照规定,不能任意扩大;“严打”整治之从重从快,要受到刑事诉讼法立法精神和具体规则的约束。正确把握“两个基本”原则的内涵,并应用于司法实践。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发展与创新——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法律观为视角

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是不断随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伴随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都审时度势,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继承、发展和创新,形成了毛泽东的“法律观”、邓小平的“法制观”、江泽民的“法治观”,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法律思想对于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具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法轮功"痴迷者心理障碍问题探析

邪教“法轮功”是社会问题、社会心理现象的一种表现,在这个大前提的基础上必须看到“法轮功”痴迷者与其他人在人格特征、心理健康状况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为了有效治理邪教问题,从微观的角度了解“法轮功”痴迷者的心理特点、心理健康状况,找出痴迷者与普通人群之间的心理差别和其形成的原因,对于帮助挽救邪教痴迷者,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对邪教的治理对策中,在痴迷者的转化、矫正工作中,必须增加心理学的角度和方法。这样才能对“法轮功”痴迷者提供更有效的帮助,才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对“严打”政策的理性再认识

当前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严打”持三种不同的态度 :不应当“严打” ;应当“严打” ;应当“严打”但要有节制。通过对“严打”决策过程、目的、成本、效益、效用及其与法治的关系等分析 ,我们发现 :“严打”自身理性存在问题 ,“严打”活动难以实现“严打”目的 ,“严打”的成本与效益比相当高昂 ,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 ,“严打”与法治处于尖锐的对立 ,而“严打”得以推行的根本原因却在于“严打”就是专政 ,它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维护党的政治权威上具有实质意义。因此 ,基于“严打”就是专政的认识 ,“严打”政策应当进行理性改造。     

对基层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实战的几点思考

当前，全国各地“严打”整治斗争正在有条不紊地向纵深发展，过去近5个月的实战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有益的启发。鉴于“严打”整治斗争将历时二年，为了达到不断总结、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务求实效的目的。笔者通过亲身参加一线战斗，引发了如下几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