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框架下网格化社会管理研究——以南京市栖霞区为例

对南京栖霞区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组织运行成效和主要问题进行考察。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与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契合性阐释,指出网格化管理的发展取向应从区域化走向脱域化、从边缘化走向中心化、从粗放化走向精细化。网格化管理应立足整体性治理的理论高度与实践取向,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技术和制度建设等层面进行总体布局与战略设计。具体而言,需要重塑政府治理理念,推进"软治理";调整网格治理结构,形成"稳治理";强化城市制度建设,增强"硬治理";创新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巧治理"。     

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网格化管理:实践探索与基本理路——以成都市金牛区为例

促进社会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前提。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网格化管理强调责任、服务、共享、协调等,具有权责明确、信息畅通、灵活高效等特征和优势,逐渐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选择。成都市金牛区通过划分网格单元、整合资源、完善运行机制、搭建信息共享平台等举措大力推进网格化管理,有效整合了分散的治理资源、提升了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并改善了社会自治功能。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实现网格化管理需要树立"服务为本"的治理理念、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以及采用"精细灵活"的治理方式。     

从管理到治理:基层社会网格化管理的挑战与变革

基层社会网格化管理兴起于公共管理难题、基层维稳压力、管理技术革新等综合推动,并体现为划分单元网格、配备管理团队、编码城市部件、理顺管理体制等做法。治理理论兴起给基层社会网格化管理带来了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过程的多元挑战,而多元主体出现、社会组织发展、公民意识觉醒以及政府管理困局又为治理转型提供了现实条件。实现治理理念的服务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协作化、治理机制的参与化是促进基层社会网格化治理转型的必由之路。     

农村基层网格化治理的问题与对策——以L管区为例

农村网格化治理是我国提升基层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但在实施过程中仍有诸多问题有待解决。在L管区的农村网格化治理中,民众对这种新型治理模式的认同感不高,网格治理人员的服务理念、工作方式和能力有待提升与改善,网格治理中的行政色彩依然浓厚,网格的资源整合能力需要提高。需要从体制、资源、观念、人才等方面入手,上下联动来提升农村网格化治理能力。     

挑战与变革: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基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变革

社会管理创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网格化管理作为信息技术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的产物,在推动社会管理科学化、有序化、精细化等方面有突出优势,但还远未达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协作治理效果,为此,亟需从网格化管理向网格化治理转变.具体来说,应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应对社会自治诉求与政府社会管理诉求的矛盾与挑战,以政府的有距离治理应对静态化管理现实与动态化管理需求的矛盾与挑战,以无缝隙管理应对重管理轻服务与公共服务需求多样化的矛盾.     

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要素组合与政府注意力配置：基于S市实践的QCA分析

网格化管理政策是当前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在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实践中往往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政策差异，探究地区间政策转移程度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机制显得非常重要。通过S市的网格化管理政策实施情况的案例研究，从政府注意力配置角度构建了“注意力嵌入—分层—同步”的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分析框架，并采用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相应假设进行验证并得出研究结论。研究发现，S市的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影响因素组合可划分为“资源支撑型”与“需求响应型”两种政策转移类型。其中政策响应、财政水平、激励效力、监督效力对政府注意力配置产生了显著影响，进而导致网格化管理政策在转移中出现政策变异。在此基础上，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呈现出价值导向与注意力嵌入、情境适配度与注意力分层、资源监督与注意力同步等共通逻辑。     

吸毒人员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探析

推行吸毒人员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是统筹利用社会资源,加强毒品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其依托网格实现吸毒人员"发现得了、管控得住、服务得好"目标。在科学合理依法利用网格开展吸毒人员服务管理工作中,实践部门面临网格化理解认识偏差,信息化、智能化运作不统一,法治化、社会化推进困难等问题。在推进吸毒人员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中,要依法规范推进,强化组织领导,构建信息平台,推动智慧治理,实现社会合作治理,推动吸毒人员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纵深发展。     

服务型政府视域下网格化管理的演化逻辑

基于基层环境的日新月异、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各网格需求的不同,网格化管理将在把握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规律、确保重心下移基层有职有权有物、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力量的基础上,更加适应和包容网格中存在的差异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提供实践经验与中国智慧。     

激励制度、问责约束与地方治理转型

正向激励与负向问责的二元维度,为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偏好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地方分权与官员晋升锦标赛等正向激励制度,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而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负向问责约束松弛,导致地方治理存在发展失衡、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偏低等问题。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及质量,提升地方治理的回应性和公平性,关键在于加强责任政府的制度建设,强化自下而上及横向的问责约束。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挑战与途径:基于地方治理的视角

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在理念、主体、模式等各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革新。在地方治理视野下,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仍存在一些挑战,包括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存在较强的经济建设路径依赖、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的现实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地方提供公共服务的手段较为单一等。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重塑中央—地方关系,建立服务型政府建设动力机制;建立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机制,解决跨区域公共物品提供问题;合理培育市场和社会,运用市场和社会力量补充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     

“红色网格”: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探索

近年来,响应中央号召,全国多个省市开展了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活动。"红色网格"是浙江金华市近年来推进党组织嵌入社区网格化管理、落实党员网格责任制以及提高"基层党建+社会治理"能力的一种探索。具体来讲就是在社区已有的网格化管理基础上,把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纳入"网格化"管理的一种党建模式,不仅有效地激活党员参与社会治理,而且发挥了基层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作用。     

中国地方政府绩效外部民主评议模式——对南京市“万人评议机关”再研究

通过绩效评估可以提高政府效率，促使政府更好地承担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各项职能。对于地方政府，外部民主评议模式比传统的上级政府外部监督模式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中国现阶段通过民主评议的方式可以扩大民泉有序地参与政治，推动地方政府更积极地承担地方建设发展责任，而不是一味靠上级政府的压力与刺激进行地方治理。     

行政力与自治力之契合——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创新思路

网格化管理作为行政力量应对碎片化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举措,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持久性不强、运行成本高、抑制社区自治、全能网格等问题,导致这种行政管控型体制难以与社区自治力量有效衔接。面对城市基层社会的新形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在于推动社区自主建设,促进政府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型,加快服务职能向专业性服务组织转移,充分满足居民的服务需求,实现行政力与自治力的精准对接。     

上海基层网格化管理模式分析——以X街道为例

正网格化管理是一种基于统一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将城市管理辖区依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若干单元网格,并通过对网格内部部件和事件的巡查,构建监督和处置相互分离的管理形式。网格化管理有助于打破条块分割格局,全面整合治理资源,提高管理效率。当前网格化管理深入基层,尤其是街道、社区等各类城市管理问题的前沿。街道作为基层行政单元,位于科层体系末梢和城市综合     

论地方公共服务的体制创新

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三种模型说明,公共物品的地方垄断往往会导致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培育,公共服务社会化的条件逐步具备。要走出公共服务供给的困境,构筑公共服务的现代治理模型,就必须打破地方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锁定"状态,在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起相互支持的合作———竞争机制,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创新绩效评估体系,实现地方公共服务的体制创新。     

基于“三圈网络治理”模型的公共服务体系复杂性分析

公共服务内外系统的有效运行是解决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复杂性的关键,在治理工具的选择上,网络治理强调内部系统治理主体的多元性,通过主体之间信任协商促成系统良性发展,三圈理论则确定系统内外作用力下的公共价值、资源整合以及环境支持等内容。将网络治理和"三圈理论"结合起来构建"三圈网络治理"模型,提高了体系的完整性和结构统一性,促进了问题简单化,应用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需要从体系建设目标、内在必要条件和外在保证条件三个方面来实现公共服务体系的良性运转。     

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思考

政府能力高低是评价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在我国社会发展变革的新时期,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体现了时代要求,是地方政府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增强地方政府回应能力和扩大群众基础的重要途径,是地方政府实现公共服务职能的需要.当前,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需要从强化公共服务的意识与职能、推进管理方式创新、加强与社会的协作机制建设、建立公共服务能力考评体系等方面入手.     

基层社会治理: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社区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以及社区的善治就成为新时代的必须。网格化管理的功能与困惑参半,其有限性在于它虽然通过行政力量实现了国家与社区个体的联结,却无法通过行政力量来重建社区的内部联结。只有根据网络逻辑再造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生活空间和科层组织的合作系统,避免成为既有科层组织的延伸和附庸,才能克服网格化管理自身的局限性。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变,意味着"一元领导"到"多元共治"的转变,重新明晰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间权、责、利边界,构建平台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网络,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为社会力量赋权增能,把"原子化"的居民组织起来,使基层社会形成一个有自治能力,能够互助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推动“网格+热线”深度融合 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天津市武清区为例

<正>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推动“网格+热线”深度融合，是完善基层治理平台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天津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不断完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机制，推动基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进一步完善“网格+热线”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好落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本文以武清区为例，深入分析当前“网格+热线”工作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驱动机制与路径选择——中国情境下的分析框架和经验证据

不断推进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是破解当前公共服务供给困境,构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从政治制度、社会需求和资源支撑等视角出发,构建了中国情境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驱动机制的分析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下公共服务创新类项目进行了系统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在中国情境下,晋升激励是引致地方政府创新成功的充分条件,领导支持是驱动地方政府创新成功的必要条件;而在创新的代表性路径中,公民参与和媒体报道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改革本身的难度对创新工作的影响有限;行政主导型、需求诱发型和多方互动型的创新模式是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时选择的主要路径模式。未来中央应更注重从制度层面激发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创新热情,降低社会公共服务需求的政府进入门槛,同时应注重激发公共服务创新要素组合的叠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