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的区域空间与制度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制度差异性和不同关税区的空间异质性,使其广域的治理体系建构面临挑战。从"区域主义空间"理论和多层级治理理论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产业聚集、技术外溢和区域创新所自然演化的经济地理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导的、在一个新的特定区域空间尺度上展开集体行动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地域性治理和功能性治理是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种治理类型,其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达成制度性集体行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治理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主要依赖两种类型的区域制度,即工具性制度和"身份提供"制度。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类型和区域制度类型的有机融合。     

论奥氏多中心治理理论产生的政治学知识维度

在全球化治道变革的背景下,奥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论融合多学科相关知识,以其独到的制度理性分析方法向政治领域播撒知识的种子,从复杂人假设、积极公民资格、政治制度的外部性和政府管理的方向这四个方面对多中心治理理论做了政治学的阐释。希冀将公共领域的有益经验传递到政治领域。     

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公共治理的两种范式

以"部门的合并还是拆分"为参照系可以将公共治理分为整体性治理和分散性治理两种范式。整体性治理主张建立较少数量的大部门以强化合作,以此解决政府改革所引发的空心化和碎片化问题。分散性治理则认为只有建立更多较小的部门以强化专业性和针对性,才能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实现公共利益。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有共同的目标追求,但在具体路径选择上分道扬镳。良好的治理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逻辑,实现不同治理模式的整合。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模式调试及发挥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自治发挥核心作用,法治发挥保障作用,德治发挥辅助作用,三者有机结合构成了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化升级。在实践中,乡村治理模式供给要与乡村类型需求相匹配,以常态和强化为划分维度,乡村治理模式有四种;以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关系状况为划分维度,中国乡村可划分为四种类型,不同类型乡村有不同的治理模式需求。根据不同类型乡村的特点进行治理模式调试,精神层面,培育公共精神,提升村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物质层面,凝聚共同利益,化解分歧、平息纠纷;制度层面,强化制度供给,构建乡村治理框架。     

区域水资源共享冲突的网络治理模式创新

水资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性自然资源,具有多种属性。2009年世界水日的主题(跨界水:共享的水、共享的机遇)引发了各国对跨界水资源治理制度的关注。典型的市场治理或科层治理机制已经无法解决跨界水资源多维属性的复杂问题,其治理效果和效率在不断降低。本文从我国的水资源共享冲突区域现实及9+2合作区的构建出发,认为我国的区域水资源共享冲突治理需要借鉴西方的网络治理模式,以提高治理效率。西方学者提出的共享型治理、领导型网络治理和行政型网络治理三种不同的网络治理结构模式在我国不具备独立存在的环境,认为水资源的共享治理创新将涉及流域沿途的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以及同一区域不同层次的各部门。应该建立一种兼具领导型网络与行政型网络的复杂治理结构,即按照传统的自上而下层级结构建立纵向的权力层次,并按照新兴的各种利益集团组织建立横向的行动规则,形成区域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共享供给和实施决策机制。     

多中心治理视阈下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研究

在传统的单中心治理模式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治理失灵、决策失效、监督乏力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和效益。而多中心治理理论所倡导的多元主体自主参与治理、决策和监督的理念,有助于解决单中心治理模式出现的供给效率低下、公共满意度不高等弊端。根据多中心治理的理念,从治理主体、决策主体、监督主体三个方面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可以有效的满足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浅析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变革,而是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乡村事务,改变乡村公共权力配置的新的制度安排。其政治基础源于以下四个方面:经济成分多样化带来的政治结构多元化;乡村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发展基层民主所创造的公共空间以及培育公民意识的重要场所。。     

论新时期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改革方向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在新时期,可以尝试的政府治理模式包括四个方向,即市场化改革、参与式多中心治理、解规制与弹性化。这四种模式不完全兼容,因此在综合起来构成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的同时,应注意在不同领域有选择性地采用,并赋予不同模式不同的权重。     

政府治理体系优化的逻辑与路径:基于复杂性管理的分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而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核心任务。国家治理的复杂性要求政府治理体系所展现的功能与外在复杂性相适应:一方面,政府治理体系优化要根据"递归结构"实现体系纵向结构的科学定责、合理赋权,使每一层级的政府责任契合于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要实现横向结构中不同主体的功能协同、资源整合,使政府在处理跨地域、跨领域问题上能够有效地集中其他治理主体的力量,实现公共治理的"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     

政策网络理论应用于我国公共治理的适用性分析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政策网络理论从产生到备受争议再到不断发展完善直至成为政策科学领域的研究核心，显示出了巨大的理论价值，并成为人们对治理理论探索的新焦点。当前，对政策网络理论的应用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作为政策过程的分析和描述工具；二是将之作为新的治理模式。分析作为治理模式的政策网络理论适用于我国当前公共治理的制约性因素，有利于将政策网络进一步应用于治理的机制创新。     

第三部门的治理：失灵与补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全球化公民社会的兴起，第三部门作为一种新的治理力量和范式追入到学术领域，第三部门以志愿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相对于政府的层级控制和市场的私益属性，更适应于后工业化社会的需要，本文要探讨的是，第三部门作为政府和市场的替代性模式，是否也存在着治理失败的可能性，以及第三部门的治理失灵因何存在“可补救性”的问题。     

我国跨界公共问题治理模式研究——以跨界水污染治理为例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问题的治理日益成为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以跨界水污染治理为例,对跨界公共问题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模式进行了探讨,提出跨界公共问题治理的五种模式,包括层级治理模式、区域整合模式、府际合作模式、准市场化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当前,我国应实行以府际合作为主导的复合型跨界水污染治理模式。     

公共治理与和谐社会建构的行动逻辑

公共治理就是以多元主体的力量与多种方式整合和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协调和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化解和消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以公共治理的方式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应着力在四个层面努力,即制度与社会之间、社会中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公民之间和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为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共治理必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推进宪政建设;必须正确处理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强化和优化对政府的监督制约;必须实现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以及以善治理念促进合作共治。     

第三区域政企统合治理与集权化现象研究

我国开发区、新城、新区、功能区的治理显著区别于城市治理与农村治理,形成独特的第三区域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特征是政府再集权化,具体表现为政企统合,即政府与企业统合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突破了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制度,与改革开放初期设定的政企分开和分权化的改革发展目标相悖。第三区域开发建设是一种大规模生产公共物品的集体行动过程,其任务属性决定了政府集权化的制度演化逻辑。第三区域集权化战略有助于优化决策和协调、保障开发资金持续投入、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进而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政企统合模式极大地拓展了政府在资本、组织、人员等方面的治理能力,但其治理绩效也呈现出明显的相对性,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政府体制改革以及社会秩序维护三个层面。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再集权及其政企统合模式,其合理性受区域发展阶段和公共治理领域的限制,其演变方向取决于国家治理体制的变迁。     

我国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逻辑

区域公共治理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以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在冲突和一致中推进区域战略实现。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的路径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与功能,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区域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农村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民的组织化参与

农村民间组织是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民组织化的有效形式与途径,也是政府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应对农村公共治理危机的理性选择。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村民间组织的组织构建以及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是扩展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民组织化参与的关键要素。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公约何以有效？——基于制度层级的分析

居民公约何以有效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遵循结构—功能分析路径，搭建制度层级分析框架，将居民公约视为由法律政策层、管理规范层、行动操作层三个制度层级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规则体系。在该框架指导下，剖析河南省X市Y社区个案发现：居民公约制度层级体系因行动操作层断裂出现行政导向挤压公约自主性空间、参与缺乏引发公约认同感不足、内容宽泛造成公约操作性有限、监督缺位导致公约约束力式微等困境，致使公约悬浮失效。居民公约制度层级耦合能够充分发挥公约功能，提升公约建构自主性、公约主体共识性、公约内容合理性和公约实施可行性，有效激励和约束居民，促使居民公约落地有效。研究发现，居民公约有效的生成逻辑在于建构了激发居民主动性和潜能的制度层级关系，即通过制度层级主体联结、制度层级权力彰显、制度层级领域拓展，实现公约主体角色重塑、公约权力优化配置、公约资源开发整合。     

效率与公共性的平衡:治理民主的视角

效率与公共性的关系一直是公共行政学的核心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围绕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共性优先促使公共行政学朝向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范式与理论流派,但效率与公共性却始终未能实现在平衡共生下的融合。20世纪末兴起的治理掀起了一场有关于公民参与的治道变革。治理民主变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代议制民主的地位,在后现代性的话语诠释中表现出了其宏大的变革公共事务以及推进政治重建的旨趣。一方面,在价值上,它要求从合法性向公共性转变并以去中心的社会建构促成公共性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公共性原则下的多中心合作治理制度安排则内在地指向治理绩效的获得。基于此,作为多元价值共存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治理民主在理论上暂时突破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核心假设,并为实现效率与公共性的平衡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民粹主义浪潮与全球治理改进

近代以来民粹主义的兴起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三次民粹主义浪潮具有四个方面的新特点:非经济因素主导推动、反全球化倾向、信息技术的有力支撑、后果具有严重不确定性。当今民粹主义者通过设置保护主义障碍、深化参与赤字主体转换、推进治理成本显著增加等途径,对改进全球治理造成巨大负面影响。为持续推进全球治理进程,当前我国应采取凝聚共识意志力量、推进治理体系变革、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推动构建疫后格局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