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社关系的理顺与法治化塑造——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与进路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失衡错位的关系是社区治理困境产生的根源。因此,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是破解社区治理困境的重点,而法治正是理顺这一关系的重要工具。法治规则能明确地限定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互动路径,并控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基本走向。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存在的指导、帮助与支持关系,分别对应了政府的监管、兜底与培育责任,并限定了政府介入社区治理的基本界限。在这样的关系之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可为空间广阔。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法律赋权进一步拓展社会组织的可为空间。     

构建公共服务的政社合作机制——以2010年北京市首都社会组织民生行动为例

政府购买服务作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新理念、新机制和新方法,已经逐步在各级地方政府中进行实践探索和推进。北京市于2010年开展的首都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探索实践了社会组织参与服务购买的新模式。本文着眼于此次实践的积极意义和不足,提出在公共服务领域建立政社合作机制的三点建议。     

政社合作与国家能力建设——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考察

基层政府因服务能力不足而陷入"责能困境",并尝试性地以"政社合作"等社会管理创新推进国家能力建设。本文在国家能力建设理论视角下解释政社合作的深层逻辑。对"凯益荟"的个案研究发现,社会结构转型及居民诉求变化使得政府对社会组织拥有共容利益,为政社合作奠定了结构性基础;理性政府则根据社会组织的能力类型建构合作策略:社会组织分为自我保护型与专业服务型,政府分别以"孵化性赋能策略"激发自我服务能力与"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专业服务能力。政社合作使国家能力之服务能力得到了建制性增长,合作网络为国家权力渗透社会、资源动员及机制整合提供了枢纽性平台,社会组织借机也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因此,政社合作网络演变成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共生场域,使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本文创新点在于从国家能力建设解释政社合作的动力、策略及趋势,丰富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视角。     

链块结合: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超大城市社区的出现在解决城市居住问题的同时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城市发展悖论”迫切需要政社协同治理。基于公共服务链和模块化理论,构建了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分析框架。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对该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发现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包含横向“链”和纵向“块”两种混合治理机制,其中,“链”有利于扩展公共服务分工,提高公共服务的敏捷响应能力,“块”有利于增加多元公共服务主体,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两种机制之间的相融互补,对政社协同治理的有序运行与效能产出产生影响。     

“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基于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探索

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然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逐渐失效,而基层社会空间的成长必然推动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权力介入方式的改变。"三社联动"作为我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的供给侧路径优化,是实现基层治理从"行政化"迈向"社会化"、破除基层治理"内卷化"现象的重要举措。由于现实中社区"三社联动"的条件尚不成熟,政社互动、三社联动仍有一个缓慢过程,"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成为现实难题。因此,推进"三社联动"建设有必要从宏观(街道)—微观(社区)两个层面共同发力,实现社区层面"三社联动"与政府宏观架构的有效衔接,使"三社联动"建设做到有机制、有平台、有资源。通过综合运用街道—社区双层面的协调机制、协作机制和合作机制,共同推进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和社区服务功能的强化。     

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或社会的事——来自太仓市“政社互动”先行实践的启示

社会需要治理并决定于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能政府"时代,社会治理被视为只是政府的事,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忽略。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入人心,随着"政社互动"创新实践的先行与推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事,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事。在"政社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互动",社会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互动",培育社会成长,推进社会自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关系,调动政府与社会两个积极性,通过社会自治保证有效社会治理是"政社互动"先行实践引出的有益启示。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对策研究——以哈尔滨市为例

随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建设的有效载体,也是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和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途径。本文以哈尔滨市为例,分析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必要性,对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进行总结,从而归纳出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对策。     

以制度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当下,我国正面临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矛盾与问题交织叠加、社会需求升级、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等复杂形势,社会治理面临严峻考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依靠制度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遵循。新形势下,迫切需要加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社会治安防控、公共安全、基层协同治理、国家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社会治理制度的建设,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     

社区复合治理与社区党建领导体制创新——以南京市鼓楼区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整合社区各种组织和力量,促进社区管理和服务合力的形成,使城市基层治理达到善治,是推进城市社区党建领导体制创新的主要目标。通过构建社区党建扁平化领导体制,促进社区党建工作的社会化、区域化、网格化和信息化,有效整合社区党建资源,提高社区党建工作效能,以社区党建带动社区建设,是实现社区治理目标的理性选择。     

论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治理能力建设——以云南k彝族村为例

“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是其根本,如何把分散的个体普通少数民族农民组织起来,以村民为主体有效实现少数民族欠发达农村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能力,把村民自治落到实处,即在少数民族农村社区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与又快又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运行与管理机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2000年起笔者在云南一个彝族聚集的贫困村——k村进行了为期六年多深入的实证性研究,借鉴社会资本理论,通过少数民族社区治理能力建设,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老旧社区治理的社会学干预——以“新清河实验”为例

社会学干预介入城乡社区治理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使命,其中1920年代开展的旨在提升镇村治理水平的“清河实验”在社会学界影响深远。2014年,清华大学等机构学者启动了“新清河实验”以探索转型时我国不同社区类型的治理模式。以“新清河实验”的实验地点之一W社区治理为例,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影响因素三个方面进行社会学干预理论框架设计,展示社会学干预推动老旧社区治理的过程及实现路径,以期优化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形塑新型社区关系。     

社会资本、社区建设与有效治理

协调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执政的社会基础,形成社区群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和谐相处的局面,据此,社区及社区建设的研究就显得十分有意义,在探索社区社会资本缺失与其带来的种种问题后便可发现:社会资本对于社区建设有重要作用,又加之以"有效治理"的内容,对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做了探讨,并提出通过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构建等方式可促成各部分有效的实现。     

以治理视角看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迫切需要对此加以改革。近年来在西方社会中兴起的“治理理论”为之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基层社区建设实践是推动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     

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探索——以深圳构建新型社区为例

自20世纪80年代社区概念引入我国以来,各级政府和全社会越来越重视社区建设。深圳作为我国经济特区和特大型移民城市,其社区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社区党建、社区服务、社区管理和社区自治等诸多问题颇具艰巨性和典型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深圳大胆创新社区治理思路,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探索出一条有深圳特色的社区治理新模式。     

制度能力与治理绩效——以上海社区为例

本文考察了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通过对上海45个小区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文章发现居委会的制度能力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居委会动员社区外资源的能力有助于提高其服务效率、居委会直选投票率,居委会与物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有助于提高直选投票率.该研究发现意味着,随着住房市场化和封闭式小区的出现,传统的基于楼组长动员网络的社区治理技术面临挑战,居委会有必要采取新的社区治理实践和技术来强化其制度能力的建设,从而更好地服务、管理社区.本文将制度能力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引入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丰富了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视角.同时,本文认为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居委会制度能力的测量指标,并进一步阐明制度能力影响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     

治理理论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多元主体间互动式的可持续合作。我国自1991年提出社区建设以来,鼓励社区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尽管政府在新的治理实践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但也表现出国家-社会关系的明显转变。     

社区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工会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城市，由城市现代化带来的城市社会管理重心下移以及“单位体制”的逐步瓦解，引发了城市社区建设的兴起。1991年国家提出“社区建设”的思路，强调政府减少干预，居民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发展社区服务，增加居民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的共治局面。     

空气污染的跨域合作治理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

当前空气污染与雾霾天气已严重危害公众健康,影响了社会与经济的正常秩序。北京由于特殊的气候条件与地理位置,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空气污染重灾区之一。本文试图以北京地区的空气污染治理为例,旨在阐明空气污染跨域合作治理的基本规律。在规范研究上,总结了传统区域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区域主义是跨域治理理论发展与演变的三个方向;在经验研究上,通过分析北京地区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历史与现状,归纳了利益协调不足、碎片化现象和单中心治理等问题症结。针对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存在问题,必须建立国家层面的空气污染防治战略,健全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完善跨域治理机构的结构设计与组织功能,创新执行机制,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履职、市场协调与社会参与的跨域合作治理新模式。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述评(2000—2010年)——以CSSCI检索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

2000年以后,国内学界对社区建设的研究显示出井喷的蓬勃景象。摸清10年来这个问题的研究脉络和动向,是形成中国社区理论学派和推动实践的基础工作。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对10年来中国大陆社区建设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社区建设研究兴起的背景、研究论域、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社区建设研究主要受政府驱动,后来学界的自我完善和主动牵引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研究方法上,以历史主义分析和个案分析为主,视角以国家-社会的二元关系为主,逻辑上以制度与组织的演绎为主。摸清现状后,创新性地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在方法上,突破局限,尝试形成一般性的理论,引入国家社会互动共生的视角,将对制度和组织的观察点切入到制度-组织-人的坐标,真正观察人在社区建设中的具体作用和价值,在内容上,注重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变迁,观察社区建设中双权生态。如果真的能够在上述方向上做出努力,对于社区建设理论的突破和社区建设的关系人将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