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国内运动式治理研究述评

对运动式治理的研究发轫于2004年,十年来学界从相关概念的厘定、特征的把握出发,探讨了运动式治理的内外发生机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运动式治理的现实合理性与制度化转向的客观必然性之悖论式并存现状,运动式治理的转变方向及路径则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学界需要高度关注与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从运动式治理方式到合力式治理方式:城市基层行政执法体制变革与机制创新

运动式治理方式是地方政府及其执法部门广泛使用的政策工具,通过高位推动的全体性动员,有助于克服政府内部碎片化,形成一种基层治理和行政执法的暂时性合力。作为运动式治理方式的革新方向,城市基层执法的合力式治理方式代表了另外一种理想类型,其基本图景已经在中国大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逐渐体现。合力式治理方式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基层治理体制和执法机制的有机连接与有效创新,形成一种高协同、重参与、可持续的制度性合力治理格局。运动式治理方式是一种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的任务设定型政府内部整合机制,而合力式治理方式则代表了一种系统设计的职责法定型政府内部整合机制。合力式治理方式还着力于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的"三手"合力治理,同时旨在克服运动式治理在时间维度上的不可持续性。可以预见,合力式治理方式将会成为中国城市基层执法领域的一种普遍性的制度方式转换。     

特大城市的群租治理模式转型：从运动式治理走向包容性治理

尽管群租的"治乱循环"已成为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但已有研究对此仍缺乏充分的学术建构。依据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可以将群租的"病因"诊断为特大城市中的居住贫困。通过对群租治理京沪叙事的逻辑提炼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特大城市的群租治理是一种典型的地方运动式治理,它悬浮在国家运动式治理与基层运动式治理之间,治理意蕴的弱政治化和治理机制的半常规化致使其面临合法性与有效性双重危机,不但难以消除居住贫困,反而造成了居住贫困再生产。相比之下,包容性治理强调将"包容性"嵌入群租治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中,将群租治理作为实现公平正义、美好生活和赋权增能的政治使命,在特大城市设立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的独立办事机构作为群租的"元治理"单位,构建利益表达机制和府际合作机制,不仅可以增强体制特征合法性,还能够通过创造有效性来累积体制作为合法性,是更为适宜的群租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运动式治理走向法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解读

伴随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利益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增加,我国社会治理问题凸现。法治既是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充分利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依宪执政、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精神的契机,摒弃长期出现在中国社会治理中的运动性治理,将运动性思维转变到制度性思维上来,确立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规范性和保障性作用,最终实现法治政府。     

“运动”、“指令”及“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方式的转变——一个国家治理理念转向的解释框架

从建国初期到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理念经历了一系列嬗变。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既指向国家宏观战略目标,又连接个体生活方式,是国家将社会治理和个体生活方式治理相结合的治理实践,国家进行社会动员的方式及个体参与其中的程度表征了国家治理理念的转向。建国初期,由于运动式治理理念的延续以及巩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必要性,爱国卫生运动主要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社会管理理念的主导,爱国卫生运动成为常规性工作,主要以行政指令推进;进入新时代之后,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向,组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应建立公众参与机制,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引导塑造个体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运动模式下的基层标准化治理困局与突破--基于三维制度逻辑的多案例研究

带有运动模式特质的标准化治理在提升管理效率的同时,也遭遇了基层实践困境,表现为痕迹主义与有效监督并行、形式主义与标准管理共生。把握基层标准化的尺度,将实现基层行政的系统性平衡作为改革探索的重点,研究建立“科层控制、专业化管理和社会协同”三维制度平衡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作为解局与破局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运动模式下的标准化治理困局缘于科层控制逻辑下基层产生的邀功与避责的心态,标准化治理在运动模式下的实践中经常呈现为“悬浮”状态;而专业化管理逻辑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平衡,使天平一端倾向于科层逻辑,最终导致基层标准化治理的困境;社会协同逻辑作用发挥需要相关主体及时参与到反馈机制中,但实际与前两者脱离。当前需要从制度逻辑平衡的角度出发,自下而上地构建起基层标准化框架,真正解决基层标准化治理困境。     

双向式相机性法人治理结构探析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法人治理结构越来越成为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过程中的核心问题。笔认为在产权改革大方向已经明确的前提下另辟 蹊径,通过建立双向式相机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全面对资产所有、经营、企业员式进行激励和约束,通过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来激活国有企业。     

破解“法不责众”:博弈视角下的运动式治理效用及其实现机制研究——以上海交通大整治实践为例

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非常规的治理手段,被认为是中国独特现象,反映了中国国家治理的体制特征和中心任务驱动下的地方治理逻辑。既有研究多将其视为现代国家理性发展不足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我国科层体制日常工作中普遍存在的运动式治理现象,如城市交通管理领域的交通大整治。通过建立动态博弈分析框架发现,交通大整治周期性发生的原因在于运动式治理可以有效消解破窗效应,进而破解由累积性违法行为导致的“法不责众”困境。上海交通大整治通过执法机制优化、多元力量联动、数字化赋能等执法手段建立了违法必惩的可信威胁,改变了公众违法支付结构,促进了公众的政策遵从,并构建起新的博弈均衡。作为一种技术性工具,运动式治理亦内生于科层体制自身的局限性,是政府应对常规化治理限度的理性选择。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原因可能很多,但从制度机理的角度分析,主要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成,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制度保证。然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并不直接带来治理效能,只有借助制度改革和创新,将制度势能转化为制度性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优性,进而实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目标。于是,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绩效驱动的治理:反腐败运动的组织学分析

<正>当今中国的反腐败具有典型的运动式治理特征。从其动力机制来看,可以划分为认同驱动与绩效驱动两种类型。认同驱动的反腐败一般归因于外部公众的压力和组织对制度环境层面的合法性追求。与此不同,绩效驱动的反腐败则是腐败后果、任务环境、资源支持三种要素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青河集团的案例集中展示了中国公共组织中绩效驱动的反腐败行动的逻辑和运作机制,为微观层面的反腐败研究提供了精当的     

“两类”铁路交通事故分析及治理

目前,铁路营运交通事故多发并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生命损害,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为此,铁路系统及时采取一系的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治理过程中仍然困难重重,有的已经超出了企业承受能力范围,有的超出了管理、实施主体职责范围,特别是存在归责错位、主体混乱和处罚依据模糊等问题,违背了事故防控的内在规律,必须予以厘清.     

网络谣言叙事范式及“跟进式”治理研究北大核心

谣言借助网络,如虎添翼、如鱼得水,使得网络谣言的传播更为复杂、更为迅捷;网络助推谣言,如梦似幻、百味杂陈,使得网络世界变得犬牙交错、鱼龙混杂。只有探寻出网络谣言的规律特征,才能使治理的深度、广度及效度变得有的放矢,真正做到对症下药。本研究以叙事学贯穿整个分析过程,以网络谣言叙事范式为研究切入点,界定概念、逻辑推演、规律探寻,力争做到可辨可识;结合"跟进式"治理的优势及网络谣言叙事的特点,破网络谣言叙事之弊,探网络谣言治理体系构建之策。     

农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与制度分析——基于安徽桐城市青草镇黄砂资源过度采集问题的个案研究

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制度为中国农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文章以安徽省桐城市青草镇黄砂资源过度采集可能导致的溃坝危险问题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基于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理论,在2012年对安徽省桐城市青草镇进行了实地调研,分析了该地区黄砂资源过度采集问题出现的原因,总结了村民在黄砂资源过度采集制度中的合作困境,尝试进行理论阐释,同时提出解决该区域黄砂资源过度采集问题的治理建议,探讨建立黄砂资源采集制度的可能性,即相对于政府的直接经营和管理,相关利益各方为主体多方参与的自主治理制度可能更有效率,以期对于扩展我们对农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和村民自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小马拉大车”:经济发达镇治理何以可能?——一个双向调适的解释性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涌现出一大批人口集聚多、经济规模大、城镇化水平高的经济发达镇。这些乡镇有着与中西部县区相当的人口规模、与地市相当的经济规模,但囿于乡镇的行政层级,出现了“小马拉大车”的治理现象。对D市A镇的调研显示,为满足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发达镇治理呈现出“双向调适”的行为特征。“双向调适”作为经济发达镇在面对规模负荷增加而组织层级不变的冲突时发展出的一套策略组合,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维度：前者表现为上级政府对基层的充分放权和低职高配;后者表现为基层充分发挥自主性和能动性。经济发达镇得以在这一双向互动的进程中实现功能和结构上的回应性调适,从而能够应对由治理规模所造成的治理资源与治理负荷不匹配问题。双向调适展现了经济发达镇治理的力量来源,构成理解基层治理行为的一个小切口。     

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地方性与合法性——一个关于“治理”的文本分析框架

公共性、地方性和合法性可作为当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微观"立体"分析框架。公共性从横向层面体现为代表性与回应性,地方性从纵向层面体现为参与和多中心治理,合法性从垂直层面体现为治理绩效、价值认同和公民一致服从。以公共性为轴心,将公共治理的地方性与合法性有机整合起来采取行动,是政府明智的政治策略选择。     

政府间责权利交错缘何长期存在？——一个基于组织、制度、过程、功能的文献述评

责权利对称被认为是保障政府组织有效运行的基本原则,但实践中责权利交错的现象却长期存在。对此,现有研究从组织结构、制度规范、运行过程三个视角分析了政府间责权利交错产生的原因,并从结构功能的视角对政府间责权利交错的效应进行了评估。而已有研究虽从各自的视角部分地解释了政府间责权利产生的原因及其长期存在的缘由,但缺乏系统的整体性分析框架,忽视了责权利交错作为一种制度模式对国家治理体系的调适功能,因而未能充分地解释政府间责权利交错缘何长期存在的深层逻辑。未来,可借鉴制度逻辑理论,通过跨层次的过程来融合已有的研究视角,建立一个“结构—过程—功能”的整体性分析框架,来解释政府间责权利交错缘何长期存在的逻辑。     

政府规模适度性探析——一个“治理”的视角

政府规模的循环膨胀弊端 ,有其内在深刻原因。从“治理”的角度看 ,要保持政府规模的适度性 ,创新政府理念、廓清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 ,就成为标本兼治的路径选择     

区域垄断、治理体系重构与“多中心”化——水务治理的制度选择

早期对水务产业治理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市场机制、公有企业之间的选择,以及市场机制的内部模式问题,这无法解释我国水务行业治理体系改革的困境,也无法为我国水务行业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理论基础。结合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以及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将制度背景、水务行业的经济属性以及水务行业的治理制度选择结合起来,以英国经验为基础,构建了新的解释水务行业治理体系改革框架,即"多中心"的水务治理制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