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官僚与后官僚时代背景下的中国行政

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模型是适合工业化大生产的,在资本主义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正处于工业化时期的我国同样有启示作用。对于后官僚时代兴起的批判或推翻理性官僚制的种种新理论与新派别,我们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详细区别,不能人云亦云。     

官僚制理论与中国的行政改革

中国政府进行改革的目标与官僚制理论的实质不谋而合 ,官僚制理论的优点对于我们的行政改革有着指导意义 ,但其又具有一些消极方面。我们应该对官僚制理论进行扬弃 ,对其合理的内容 ,应该正确的借鉴、学习 ;而对官僚制理论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 ,要进行改革 ,从而推动中国的行政改革     

基于官僚理论分析我国行政成本偏高的原因及对策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行政管理费支出规模呈现着不断扩张的趋势，造成了政府行政成本偏高的状况。行政成本偏高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管理的供给方．政府部门并不是按照社会的需求确定公共支出的规模，官僚垄断、官员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官僚组织扩张等因素都对行政管理费支出规模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是造成我国行政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     

官僚制精神与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兴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曾被证实为普遍有效的组织模式———官僚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抨击。然而,建立在由理性精神支配的科学观念、法治观念和契约观念基础上的官僚制精神,并没有因行政改革中对官僚制的批判而被抛弃,甚至可以说官僚制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地渗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转变,仍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官僚制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并且长期传统官僚制所造成的相应的行政组织文化,对现代官僚制精神形成巨大障碍。因此,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尤为关键,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文化最为困难,这也决定了中国行政现代化的进程。     

辩证地看待政府改革的市场化导向——以“影子官僚”为例

20世纪80年代,在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批判过程中,新公共管理逐渐兴起并成为一种新的典范。市场化和民营化成为西方主要国家行政改革的基本内容,而契约外包（合同）则是其中重要的形式之一。政府通过契约外包的方式间接雇佣的人员,称为影子官僚。它们的存在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矛盾体,既有其优点,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如何正确认识影子官僚问题,并且发挥其积极的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或许西方国家的经验会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官僚制：中国行政现代化的陷阱？

依据韦伯的“官僚模型”建构的传统政府,受到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浪潮的强烈冲击,从70年代末起,西方各主要国家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运动,并一直持续至今。面对这一全球化的运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行政改革应作何回应?在对官僚制进行梳理和剖析的基础上,并对中国自身传统与现状的深层体认之后,该文认为建构与完善现代官僚制是实现中国行政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城乡收入差距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农民收入增幅虽有所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有逐步加大趋势.在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和加大的因素中,制度因素至关重要:现行二元户籍制度、不完善的农村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农村土地制度、不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现行财税制度、不完善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等正式制度安排以及农本思想、传统的风险厌恶倾向等非正式制度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农民增收的障碍,进而成为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制度性根源.对这些正式制度安排及非正式制度加以创新和完善是目前推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制度性举措.     

乡村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解析

随着国家政权延伸到乡村社会的程度不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社会中也呈现出历史上此消彼长的态势。而在具体的乡村治理中,两者之间发挥作用的界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两者在乡村治理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而理性的路径选择在于:对非正式制度进行适度的筛选,保留其"精华"部分;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精华"部分持相容的态度,实现两者之间的和谐均衡,从而提升国家在乡村社会中的治理能力。     

街头官僚行为的行政伦理控制探析

在官僚制模式的行政体制内,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是按照层级节制的体制执行的,所以末梢的基层官僚直接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掌握着大量的社会公共福利的资源分配,李普斯把这种基层官僚叫做街头官僚.本文正是以街头官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的他们特有的行为逻辑,由于外部的监督与控制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因此加强伦理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本文重点从行政伦理的四个维度进行剖析,提出了探索性的伦理建设意见.     

官僚自主性与官僚控制模式——复合型、单一性、轴心化模式的归纳及比较

控制官僚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主题。若以控制力的来源、向度和制度化水平作为分类依据,再基于对不同制度空间下控制官僚策略的比较,可以概括出复合型、单一性与轴心化这三种总体性的官僚控制模式。当代中国的控制官僚模式在权力制衡与社会制衡方面尚存在不足,需要改进和突破。     

论嵌入行政发包制中的行政公益诉讼 ——重塑地方治理的理想选择

行政发包制是我国基于客观情况而不得不采用的治理形式。只不过,行政发包制会衍生出难以克服的负作用,地方政府及行政主官为了完成可量化的核心考核指标并向上发出信号往往会逾越轨范、不择手段,因此形成了"治丝益棼"的地方治理困局,而行政体系内的监督和约束方式又无法切实地起到矫正效用。行政公益诉讼借由检察机关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的层级结构与法律监督的权能属性,可以嵌入到行政发包制之中,对于克服其负作用而言,可谓是"对症下药"。但是,由于检察机关受到行政发包制的反向裹挟,行政公益诉讼的实施样态与理想期待相去甚远。推求理想模式的行政公益诉讼,应当破除横向组织环境对检察机关的吸附和掣肘,并修订统一作业的实施规则和计划。     

行政官僚不可或缺——读《行政官僚与现代社会》引发的思考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和高效的组织形式,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和社会化大分工的需要,实现了从传统权威到法理权威、从传统专制统治到现代法理统治的巨大转变。正如韦伯所预言的那样,官僚制自诞生以来,受到了普遍的推崇,已经逐步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组织普遍的结构模式和管理模式。同时,它自诞生以来就受到过种种非议,无论是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还是官僚制在实际操作方面的缺陷,人们都对之进行了系统批评。有学者指出,随着新公共管理实践的兴起,     

从官僚制行政到民主治理: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再思考

范式理论自引入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应用,公共管理领域尤其如此。官僚制行政范式始于理性官僚制和政治行政二分理论,随着古典行政原则的确立达到顶峰。新公共管理是该范式的突破和分化,而民主治理则是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和革命。民主治理兴起的直接动力是源于改革和救助官僚制这朵"恶之花"的需要。但在更深层次上,民主治理是议会制民主的超越和代议制民主的补充,涉及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的调适和相容性问题。     

WTO与治理视野下的契约行政

全球治理变革和中国加入WTO,对现行的行政行为方式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契约理念的引入将丰富行政行为方式,并带来观念上的冲击与变革。     

街头官僚行为的行政伦理控制探析北大核心CSSCI

在官僚制模式的行政体制内,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是按照层级节制的体制执行的,所以末梢的基层官僚直接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掌握着大量的社会公共福利的资源分配,李普斯把这种基层官僚叫做街头官僚。本文正是以街头官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的他们特有的行为逻辑,由于外部的监督与控制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因此加强伦理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本文重点从行政伦理的四个维度进行剖析,提出了探索性的伦理建设意见。     

不完全契约的结构特征及其规制——基于物品视角的分析

物品基础上的不完全契约具有二重结构特点:一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结合的静态结构,二是在物品的具体供给过程中不完全公共契约与不完全私人契约“双向激励”的动态结构,这是不完全契约的症结所在。解决因这种二重结构导致的暇疵、悖论或困境,就要从二重结构的特点出发,首先明确公共权力的边界,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同时构建融合政府、市场、自治三种基础性物品的供给机制以及其他组织的公共协商治理制度——协商共治。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行政基础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在国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方面的体现,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归宿。行政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基层行政是国家治理回应公众需求的基本载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直接反映,是社会公众评价国家治理的关键依据。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晚清以来救亡图存以应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必然选择。街头官僚以及基层行政的现状,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基层行政领域留下的印记,也是基层行政承担其历史使命进行主动建构的历史结果。必须将顶层设计对街头官僚行动的社会功能期望加以转化,街头官僚行动理应具备维护法定权利、巩固正式制度、促进社会团结的现代价值取向。     

不同视阈下的官僚制改革：中西方行政体制改革比较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然而,随着官僚制在全世界的发展和运用,其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中西方政府行政面临着官僚制危机的共同命运。于是,中西方国家都展开了官僚体制的改革尝试。由于处于不同的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中西方的官僚制改革又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路径选择:西方国家展开了“摒弃官僚制”的政府再造运动,而中国则开始了一场以“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行政改革,以期实现完善政府官僚体制和转变行政典范这一双重的共时性行政发展目标。面临“全球行政改革时代,”西方政府再造对中国行政改革有借鉴意义,但也有不适用于中国的理念、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对西方政府的再造进行取舍考量。     

官僚式外包: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及其对绩效的影响

"官僚式外包"是目前我国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出现的一种异化现象,既消解了社会组织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生产主体的能动积极性,也抑制了公众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享有主体的积极参与。通过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以及对绩效的影响机理透析发现,不仅社会组织与公众被政府行动逻辑裹挟,还改变了政府购买的项目决策、合同过程、绩效控制机制等关键环节,导致官僚目标对公众需求的忽略与替代,行政权力越界甚至挤占了社会的空间,严重抑制了政府购买的绩效。只有缓解官僚目标与公众偏好之间的冲突、加强行政权力规制与社会组织培育,才能不断改进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     

制度环境、非正式制度因素与易地扶贫搬迁成效

现实表明,多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项目成效是显著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造成这样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是由复合了制度环境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决定的。借助由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交互形成的制度环境类型学知识,对来自湖南、贵州和重庆三地的多个案例比较分析表明,在由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和非正式制度因素所形成的冲突制度环境中,非正式制度会通过作用参与者实施非预期行为,增加正式制度执行成本,进而导致易地扶贫搬迁成效降低。而在一致的制度环境下,非正式制度因素会通过耦合效应,推动政策实施并促进绩效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