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党建、执政与国家治理——国家理论视域中的"三个代表"思想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党的建设以执政为价值导向,政党执政以人民为价值导向,国家治理则以社会为价值导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党的建设、政党执政与国家治理在国家理论上的价值一致性,阐明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本质及其新的价值根基,厘清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原则,也规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之历史发展的价值趋向。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新变化：基于政党功能视角

政党功能是理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演化的重要线索。从中国城市社区创建迄今，社区党组织的功能不断转换，从突出组织覆盖和党员吸纳的政党嵌入，到推进资源整合和组织协调的政党整合，再到全面强化领导权威和权力运行的政党引领。这一演化的深层逻辑在于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社区属性认识的不断变化，从定位为自治社区到突出治理单元，再到强化执政根基，执政党日趋关注城市社区所承担的国家治理与党执政的使命任务。由于城市社区是集自治社区、治理单元、执政基础多重属性于一身的复合性场域，因此社区治理既需要强化社区党组织的引领功能，还需要发挥社区多元主体的共治功能，需要平衡好政党科层化与政党社会化、组织共治与形式主义、兜底治理与社区共治的复杂关系。     

创造公共价值:“红色物业”的有益实践

"红色物业"是执政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网络,团结带领多方主体,基于实现高品质生活的共识,通过治理结构再造和广泛社会动员,共同营造良好社区环境,进而创造社区公共价值的过程。"红色物业"作为基层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实践成果,有效地化解了社区物业管理中的矛盾,提升了物业企业、业委会的服务水平,增强了基层党组织为社区居民服务的重要能力,改善了传统的较为混乱的物业管理格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是新时代党组织建设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实践案例。     

网络化治理的叙事重构、中国适用性及理论拓展

通过对以往治理叙事的修正和完善,网络化治理在限定适用性、建构主义定位、融合价值与工具两重性等方面完成自身的叙事重构,提升了理论建构的自洽性。基于"结构—行动—问题"的分析框架来看,网络化治理具有一定的中国适用性。辩证地看,由于没有将执政党作为独立变量提取出来以及建构"强国家—弱社会"的分析框架,网络化治理还存在基于中国治理情境的解释局限。党政主导型网络化治理是基于中国治理经验背景下对网络化治理进行的拓展性解释和理论建构,其中,"中心—耦合"型关系是党政主导型网络化治理的关系形态。     

以区域化党建应对社会转型风险

当前中国面临非常复杂而深刻的社会转型风险,其根源于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化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滞后。区域化党建针对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形态特征,力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一种执政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以重新整合社会,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应对社会转型风险。区域化党建不能停留于一种外在组织形态的建构层面,需要向更为深入的层面发展,以充分发挥其应对社会转型风险的价值。民主、服务、吸纳与感召可以成为区域化党建深入发展的理论向导。     

“代表执政制”的提出及其价值论

"执政"这一概念在21世纪的今天具有了全新的内涵。就执政主体,具体到谁在执政这一问题而言,至今仍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关注,当然也还没有形成的答案。显然,执政党作为组织不可能自动执政,也不是以全体党员为基础的"全体执政"或者"整体执政",而是"代表执政制"。故此,我们将执政党的涵义重新解释为有资格选派代表依法进入政权的政治组织。代表执政制主要是指执政党的代表依法进入国家机关直接或者间接执掌国家权力的专门制度。执政者就是代表执政制中的"代表",执政者主要是通过进入国家政权内部直接或者间接地执掌权力的重要的政党成员。"执政者"作为独立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中国社会管理模式重构的批判性诠释——以服务行政理论为视角

在现代与后现代交织的背景下,服务行政作为对现代性反思的理论结果,将重新改变有关社会治理的认识。服务行政模式深刻地回应了生活政治对解放政治置换这一趋势,将公共服务作为判断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的正当性依据,是对现代性政治结构关注统治秩序的历史性超越。按照这一视角来看当代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的旧与新,其思路是执政党选择服务行政为社会管理的制度工具,将治理—公共服务作为新的意识形态诉求,将"人民正义"由执政的正当性辩护调整为人民对公共服务的期待和实现。服务行政理论是反思现代性的理论成果,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管理模式转换的出路。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形态与路径探索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坚定的逻辑理路，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根本体现，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治理思想的价值底蕴，是习近平基层治理观坚持党建引领的创新与发展。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各地形成以机制创新、资源协同、技术融合、群众路线等内容为核心的基层党建创新的实践形态与基本经验。回应基层社会中的现实问题与民生需求，需要从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等方面为重点，提升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效能。     

复合制结构:“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北大核心CSSCI

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三社联动"是我国社区治理机制的创新。当前,"三社联动"面临着政社关系没有理顺、联动工作体系不健全、居民参与不足等问题。实践证明,社区联合党建对破解"三社联动"治理机制的瓶颈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的社区治理复合制结构,有助于形成新型政社关系,增强党的执政与服务功能,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公共理性的培育。     

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与路径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社会治理是执政党不可或缺的社会职能,这就决定着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和引领作用。近年来,不少地方对以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初步形成了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但也要看到,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仍然面临着理念、体制、能力等方面的制约。必须汲取基层探索的实践经验,坚持走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关键,以制度为保障,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到各领域全过程的新路子。     

基层治安治理中的“情治”逻辑及当代价值

情感治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的双重属性,是适用于当代基层治安治理的一种范式革新。情感治理深刻依附于传统中国乡土场域之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映现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所内蕴的情感脉络。传统乡土中国的情感治理主要从乡村共同体的情感搭建、基本生产生活单元的情感塑造和乡里个体的情感锤炼三个层面展开,将基层百姓纳入礼法秩序并使其共同参与构建基层治安治理结构。情感治理嵌入当下基层治安治理实践,需要调和柔性情感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张力,培育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化、制度化情感,推进治理共同体由松散连结向有机团结转变,激活教化功能以平衡情感供需关系,弥补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治理缺陷,实现基层治安治理的精细化、规范化和人文化。     

“两新”组织基层党建参与企业治理的实现路径——基于深圳市的调研分析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正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两新"组织为基层党建工作开辟了新的领域,也给基层党建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相关调研表明,当前,"两新"组织中的基层党建在融入企业治理体系中还存在着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拓展、定位功能有待进一步厘定、组织活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等问题。充分发挥"两新"组织基层党建参与企业治理的积极作用,就要注重以思想建设为基础引领企业治理发展方向、以组织建设为载体搭建企业治理联动平台、以制度建设为重点推进企业治理结构创新、以队伍建设为抓手提升企业治理效能。     

巡视巡察：应对规模治理“失察难题”的长效机制

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始终面临如何应对规模治理产生的"失察难题"。中国是实行单一制的超大规模国家,行政区划与层级制是实现规模治理的关键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而属地化管理和条块分割的管理体系,可能由于失察和监管不力,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地方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蔓延等顽瘴痼疾。巡视巡察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对中国古代巡视制度进行扬弃,并在实践中形成中央、省、市、县四级"统一领导、分级授权、全域覆盖、上下联动"的监督体系。巡视巡察通过政治动员、激励授权、闭环管理和监督制衡等机制的综合运用,发挥维护中央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密切联系群众和推进基层治理等四种基本功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强化权力监督,提高自身免疫力,密切党群关系,有效应对规模治理"失察难题"的长效机制。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实困境实践创新与可行路径

基层党建能否有效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以及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目前基层党建与城市社区治理未能很好融入,存在社区党建主体与社区治理权威互不统一、社区党建资源与社区治理资源缺乏整合以及社区党建工作与社区治理需求相互脱节等现实困境。从基层党建创新实践来看,以提升组织能力为核心的区域化党建、以汇聚治理资源为核心的平台化党建和以强化治理效能为核心的技术化党建代表了当下以及今后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基层党建要有效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关键是要重塑社区治理权威、聚合社区治理资源以及做好社区治理服务。     

权威引领与行动赋能：城市跨界治理的整合机制——基于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案例考察

跨界事务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城市治理能力的关键领域。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权威引领—行动赋能”分析框架，区分了城市跨界事务治理的四种整合机制，分别为组织嵌入、跨界动员、议事协调、激励问责。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案例研究表明，不同整合机制具有差异化的应用场景。对于跨界事务来讲，构建权威引领的整合治理体系，在不同行动主体之间增进交流，不仅可以平衡多方利益诉求，还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提升跨界事务的治理效能。城市基层治理需要吸纳多方主体参与，区分不同情景，建立适当的整合机制，提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嵌入冲突:社会组织项目制治理的困境探析

基于"嵌入"理论,以构建政府、社会及社会组织的"双嵌入"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社会组织项目制治理的运行过程后发现:政府通过项目制治理,将社会组织吸纳到行政规范的轨道上,使得社会组织公共价值取向与行政化趋势产生冲突,从而导致社会组织公共性的逐渐消解与非政府性质社会治理资源的逐渐行政化。其外在表现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嵌入与社会组织对社会的嵌入之间的冲突,实质则是社会需求导向与政府政治偏好的冲突。     

“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意蕴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利益代表上体现的"人民性",在政党关系上体现的"合作性",在决策功能上体现的"民主性"是其独有的"三大"优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完善协商民主机制为依托激发和吸纳各方共治,以坚持法治精神为引导巩固和维护依法治理格局。将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立足三重维度、定向发力,不断增强党的人民利益代表性、巩固和发展和谐的政党关系、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党的执政能力提升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迫切要求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是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主体的前提,是党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的执政能力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经济全球化催执政环境的不确定性的挑战,二是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挑战,三是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的挑战,四是党自身状况变化带来的挑战。需要从加强政党自身治理、优化政党执政方式、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四个方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