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出身”划分始末

划分阶级，明确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这样一种论点，始于1927年。1927年，国共分裂，中共被国民党疯狂镇压，而此时，大批知识分子党员退党。党内领导层认为，知识分子在危难关头容易动摇，究其根源，即是他们所受的敌对阶级的思想影响，以及他们与旧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与此同时，农民出身的党员，普遍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忠诚度高，革命彻底性强。     

中共“三大”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原广州市东山区恤孤院后街31号一座简陋的两层民居楼内，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中共“三大”所确定的国共合作方针为中国共产党走上更加广阔的历史舞台、为党的成长壮大创造了条件，也为当时中国各革命阶级聚集在国共两党周围、团结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共同推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     

《怎样做个好党员》：十条标准证初心

<正>文物源起湘鄂边苏区五里坪革命旧址纪念馆内藏有一本中共湘鄂边特委翻印的党员课本——《怎样做个好党员》。该课本上注有“中共湘鄂边特委翻印”“一九三一年五月”“党员课本第四册（草稿）”等字样,是当时中共湘鄂边特委用于加强党员政治理论学习和进行党员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培训资料。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阶级＂概念的演变

在20世纪20年代，“阶级”概念已被中国共产党大量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后来扩大到以“阶级意识”来分析问题，如反对“非无产阶级意识”。到了三四十年代，特别是由于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复杂交织的局势，为适应中国革命发展和党的革命理论发展的需要，“阶级”概念被扩大到分析中国社会的各个具体阶层，及其在中国革命运动不同阶段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判断，因时局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多次改变。由此中共逐渐建构起一套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意识形态分析理论。同时，“阶级”概念扩展到党内，成为思想斗争的理论武器。这样，“阶级”概念不但包含了实体性“阶级”本身，而且包含了“意识”意义上的“阶级”。以“阶级”概念为分析起点的阶级理论，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彭述之的人生沉浮

1894年，彭述之出生于湖南省隆回县，后考入北京大学。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彭述之作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被派往苏联留学。留学期间，彭述之非常活跃，与瞿秋白、罗亦农被称为中共党内“留苏三领袖”。     

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的一生

提起何叔衡时,只要略知中共党史的人都会知道此人的,因为他是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之一。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的13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代表全国当时57名党员。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有28岁的毛泽东,另外一位便是45岁的何叔衡     

太岳解放区之土改整党

整党是中共不断强化党员干部队伍自身建设的基本路径。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和土改运动的发动,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行为再次膨胀。为了纯洁党员干部集体、动员普通农民参军参战并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中共于1947年至1949年在推进并深化土改的过程中,开展了大规模的基层整党运动。作为个案的太岳解放区的实践经验表明:通过此次土改整党,中共肃清了党内阶级不纯的现象、克服了党员发展中的"拉夫现象"、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并将政权逐步植根于广大农村。     

周恩来保密轶事

恋爱时相约保密 周恩来、邓颖超两位伟人是“五四”运动时于天津相识的,后来都成为职业革命家。他们从确定恋爱关系的那一天起,就相互约定:允许并尊重对方可以有只属于个人的秘密。 周恩来在旅欧时的192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是我们党的创建人之一;邓颖超1925年入党,也是我党的早期党员。但当时他们谁也没有告诉谁,直到1925年8月,他俩商量结婚报请党的组织审议时,组织上才分别通知他们都是中共正式党员。 周恩来临终前,“四人帮”还在台上横行霸道。忧国忧民的周恩来满腹委屈,他有许多话要向党、向亲     

一枚东江暴动纪念章——海丰农民运动的缩影和见证

国共合作与大革命时期,工农革命运动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和紧张复杂。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我党在广东省海陆丰地区成立了“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在中共东江特委的组织策划领导下,海陆丰地     

中共早期党员金家凤的传奇人生

金家凤是“中共”一大前57个党员中年龄最小者，时年才18岁。他也是当时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八个发起人之一。     

刘少奇与四清运动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城乡发动了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中央具体指导“四清”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既对它的“左”倾错误的发展负有重大责任，又在企图抑制“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升级中与毛泽东发生重大分歧，成为以后被打倒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时期，错误和正确的东西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罩上了“左”的面纱。一、刘少奇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最初认识和“反修防修”的误导　　“四清”运动是毛泽东１９６２年重提阶级斗争的产物。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使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调…     

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运动述论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大革命失败的早期阶段，对军事问题的重要性，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加上缺少斗争实践，始终没有把军事工作提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尽管如此，党在早期军事运动中，从认识到实践，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仅就中共早期军事运动作些概述和初步探讨。一、中共早期军事思想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认识，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党成立到五卅运动前。中共创建伊始虽然提出了要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①。可是由于党当时既缺乏理论准备，又缺少实践经验等多种条…     

福建平反冤假错案历史回顾

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是“文化大革命”后的一项紧迫而重大的任务,是安定团结,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迫切需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福建省全面展开了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历次政治运动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 一、平反“文化大革命”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期间,福建省90％以上的教授、专家和50％以上的讲师、主治医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大批干部又被无中生有地打成“叛徒”、“特务”、“假党员”、“阶级异己分子”,全省被立案审查的脱产干部近5万人,占干部总数的15.7％,其中处以上干部1500余人,占处以上干部     

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原因

从中央苏区当时情况看,肃反是必要的,但因指导思想的“左”倾和方法手段的错误,致使肃反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其原因归结为以下几方面:一、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是肃反扩大化的重要因素。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初,共产国际向中共发来一系列“左”倾指示。它使中共对革命形势和阶级力量的估计出现了偏差,使反富农斗争走上歧途。共产国际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改组派是一个反革命集团。这种错误的理论导向使中共的阶级斗争实践步入误区,并成为肃反的理论依据。二、中共中央的“左”倾政策及其指示是导致肃反错误的基本因素。中共中央在《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中认为在过去     

书讯

《回顾光辉历程迎接“十六大”》 图片展览在农讲所旧址开幕 为迎接十六大胜利召开,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市文化局、南方都市报联合主办,广东省档案馆协办,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承办的《回顾光辉历程 迎接“十六大”——中共“一大”至“十五大”图片展览》于10月16日在广州农讲所旧址正式展出。出席开幕典礼的有:中共“七大”代表、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中共“三大”代表金佛庄鲜为人知的革命人生

<正>金佛庄,浙江省东阳县横店乡良渡村人。1922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军校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杭州小组最早的3名党员之一、中共“三大”代表,1926年12月被军阀孙传芳杀害于南京。他用29岁短暂的人生岁月书写了一部鲜为人知的革命传奇。     

飞贼 特务 死囚——段云鹏的一生

1948年岁末,北平市濒临解放。国民党政界要人——原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为和平奔走,与中共地下党密切来往。一天深夜,何思源家正房屋和偏房卧室内“轰”“轰”两声巨响,何思源夫妇被炸伤,女儿被炸死。当时,此事成为北平城内头号新闻,各家报纸刊登消息,黎民百姓议论纷纷,北平解放后也不知此举是何人所为。直到行凶者河北省冀县人段云鹏被抓获,才真相大白。 段云鹏何许人也?     

自古红颜多薄命——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孙维世

孙维世出身于革命家庭，父亲孙炳文是中共早期党员，周恩来的挚友，在大革命时期被国民党杀害。当时孙维世才6岁。母亲任锐继承丈夫未竟的事业，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家庭的熏陶下，孙维世思想进步，立志革命。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她小小年纪就先后隐蔽在党所领导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上海业余剧团”等进步文化团体，担负一些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     

缅怀光荣史 永葆先进性

在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建中共韶山特别支部80周年之际,由省委、省政府组织发起的“中国红色之旅·百万共产党员韶山行”6月25日在韶山毛泽东同志铜像广场启动。党员代表、中共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向全国的共产党员发出了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走进红色之旅,接受红色洗礼的倡议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秘密党员』

解放战争时期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数量最多的时期。傅冬菊：国民党高官家属中的中共“秘密党员”傅冬菊,又名傅冬,傅作义的女儿,抗战时期就读于重庆的南开中学,其间接受革命影响,参加了“读书会”。此后她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在天津《大公报》担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