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背景下的组织模式变革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作为人类集体行动基本形式的组织,也正处在变革之中。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危机事件的频发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正以恐怖主义这一典型的"非典型"反人类罪行的方式呈现出来。人类现在所要面对的是不同于传统的非常规问题,必须以新的组织形式去应对这些问题。我们从实践中也确实看到,官僚制组织正在失去既往的魅力,显得行动迟缓,不能适应这样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构想了一种全新的人类集体行动模式——合作制组织。这一新的组织形式将以其灵活性而在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中表现出优势。     

解决天主教非合法组织问题需要新思维

天主教非合法组织是我国宗教领域的敏感问题。我们在过去处理天主教非合法组织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正确措施，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但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解决天主教非合法组织，必须把它放到整个国家的伟大变革和社会的巨大变迁的背景下进行．即法治已替代伦理、宗教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宗教管理已从“意识形态角度”走向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宗教本身则将从上层建筑逐步走向“第三部门”。因此．解决天主教非合法组织问题务实的新思维是：将天主教非合法组织通过法律手段．使其从非合法状态走向合法状态。对天主教非合法组织应执行“阻疏结合，以疏为主”的策略。在处理中梵关系上，特别是主教任命问题上．中国天主教会应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模式．     

社会治理视野中的社会组织统战现状及其对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我国由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向社会治理体系转型,明确了新时期的社会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方向。社会治理将会使得传统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轨"型社会组织发生变革,这为社会组织统战工作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通过在社会治理背景下对社会组织统战现状进行分析,探索社会组织统战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分析社会及其治理的分工—协作体制

在全球视野中,社会治理的困境都呈现出了不断加重的趋势,这要求我们必须对既有的社会治理体系进行审查。其中,对其基础性的体制进行分析是谋求社会治理重建的必要功课。人们在工业社会中往往集中关注的是诸如民主还是集权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的每一社会,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体制都是分工—协作,这个社会的人们是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去开展社会活动和进行社会治理的。在分工—协作体制的运行中,主要是由价格整合机制和权力整合机制发挥调整作用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受到冲击的正是分工—协作体制,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运动却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致使改革中所确立的社会治理方案总也无法满足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要求。其实,改革中的体制变革应当是一场从分工—协作体制向合作体制的变迁运动。     

中国地方公安改革:议题、选项与逻辑

以社会管理创新为契机,全国各地推行了多姿多彩的公安改革。理解这些改革实验试图解决的现实问题、理论假设和制度选项,解释其背后的逻辑,将为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提供科学决策的经验基础和制度细节。多案例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编制和经费"硬约束"的前提下,公安改革倾向于通过组织体系变革来提高运行效率,即组织和效率逻辑成为改革的主导逻辑。零星的个案涉及互动治理来优化警务职能和社会效果,实现制度驱动的改革。未来的改革选项中,公安组织结构体系的变革依然有很大空间;社会分权和治理转型能释放社会活力以提供更多的改革选项;改革的复杂性需要考量不同逻辑选项在制度框架上的嵌套性和兼容性。     

论风险社会中的治理变革

人类正处在风险社会中,这是人类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在风险社会中去谋求社会治理的变革应当拥有面向后工业社会的视野,也就是说,需要对工业社会中所形成的治理体系及其结构进行全面反思。一方面,通过政府及其治理的变革去应对当下的风险社会;另一方面,建构起后工业社会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其中,首先突出的是合作的理念和行动。但是,由于受到工业社会的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在需要合作应对风险的条件下,西方国家却更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沿用旧的方式去处理国际关系和应对危机,这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是非常危险的。     

社会变革的行政法理论基础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政治上摆脱了“人治”的阴影,正在建立法治国家;经济上走出了高度计划经济的模式,正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伟大的变革需要全新的观念和理论加以指导,研究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论“权威政府”与“自主企业”的冲突的成因——学习十六大报告,谈影响政企角色调整的诸因素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否定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难免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存在新旧体制的冲突与矛盾。“权威政府”目前不仅在思想意识领域仍有很大的市场 ,而且在现行制度下也仍有其存在的土壤。尽管十几年来我们在改革传统政企关系方面花了很大的力气 ,但客观地讲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将所谓“转变政府职能”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放到思想变革、宪法制度变革、市民社会的兴起等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中去认识并大胆创造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就事论事 ,一句话 ,在认识论上还存在思想桎梏。     

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研究与思考

我国的社会经济虽然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在这整个过程中,农村始终是我国的一个薄弱环节,这不仅表现在社会建设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能力方面。农村当前的变革正处于制度转换的关键点,因此未来农村社会管理制度的改革需要政府、社会以及公众三方面的共同努力。本文对新时代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的方式进行研究,探索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以及农民参与的新社会治理模式。     

共在与共生:论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在我国的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始终未能形成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后工业化的复杂性倒逼着治理系统必须尽快由管控走向合作,摆脱相互缠绕的奇特问题引致的各种不可治理性。政府与社会组织作为共在的治理主体,亟需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由目前的共在状态转变为共生状态。维系合作共生关系的纽带不是法律或权力,而是一种"共同虚构",这种虚构要保证"他者"的在场。共同虚构在绑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同时,也建立起了一种无形的边界,将这种新的治理共同体围困其中。这就需要对拱卫封闭性的传统秩序进行彻底变革,置换治理主体的传统行动逻辑,改变他们对合法性秩序的追求,转而建构一种合作性秩序。     

物权变动安全制度体系

在现代社会中,《物权法》承担着定纷止争的社会功能,交易安全的法价值是其追求的根本目标,物权变动安全制度体系的建立显得尤为必要,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体现了立法中不同价值目标的追求,在以债权形式主义为原则,登记对抗主义为例外的二元化物权变动模式下,交易安全制度得以建立,而善意取得制度则发挥了完善交易安全制度体系的功能。     

创新思维改变世界

创新是实践过程与思维过程的统一 ,创新思维对创新实践及整个社会进步具有巨大作用。人的自觉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 ,是创新思维之功能潜在。创新思维始于“思” ,贵在“新” ,重在“批判”。创新思维的外化既凝结于自然 ,也凝结于社会 ,还凝结于人类思维本身。     

杜威与《哲学的改造》

约翰·杜威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教育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政治活动家.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把实用主义发展到了巅峰,尤其他的<哲学的改造>更是实用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     

伦理变迁与强奸罪

目前强奸罪的认定采用奸的传统含义,导致婚内强奸一般无法成立强奸罪。随着社会的变动,婚姻伦理由夫为妻纲发展为夫妻平等,性伦理由单方面强调女子守贞变为重视人的性自由,奸的含义因此发生改变,不再限于男女之间婚姻外发生的性关系。这必然要求强奸罪顺应婚姻伦理和性伦理的变迁做出调整,视婚内强奸为强奸罪的一种表现形式。     

作为中国制度变迁动力的政府间竞争

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且无法预见的过程。在新制度主义和制度演化论中,政府间竞争一般不予以讨论,但政府间竞争又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生成"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机制。探寻中国制度变迁动力,应该把政府间竞争纳入分析框架。     

农村妇女的文化生活变迁

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女性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应从她们所生活的农村环境出发,了解其文化生活现状,分析引起这种现状的原因,以期引导农村女性发掘自身的优势,提高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性意识,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对教师角色变化的解读

长期以来，教师一直扮演着教书匠、被动的课程执行者和教学研究的旁观者角色。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社会呼吁教师进行新的角色定位。新时代教师应成为：学生发展的促进者、课程资源的开发者和实施者、教育活动的研究者和合作者、心理健康的维护者和学习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