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法官革命

面对新世纪 ,我们的法律和法官 ,都将面临巨大的变革。作为法官 ,所能做的最重要的莫过于培养现代法律之理念 ,理解其精神 ,感知其呼吸     

产业政策法若干问题研究

产业政策法是宏观经济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由产业结构政策法和产业组织政策法构成。产业政策法以间接诱导手段、直接管制手段和行政信息指导手段作为保障措施。     

美国妨害法在环境侵权救济中的运用和发展

环境侵权救济 ,特别是环境侵害的排除 ,关涉受害人保护和产业发展的平衡。从美国传统妨害法在环境侵权救济中的运用和发展来分析 ,其维护环境正义与经济发展双重目标的有关理论和制度值得我国环境立法和环境司法实践参考和借鉴。     

论农村环保中法的缺失及解决路径

在环境恶化、环境保护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话题的背景下,农村环境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然欲寻求农村环境保护的依据,却难觅国家法和民间法的踪迹。建立和推进农村环保自治制度是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国家法与民间法缺位所致环境监管疲软的必要补充。     

古代中国“天学”视野下的天命与法律价值革命

“天命”是古代中国“天学”中的一个极重要范畴。在“天学”视野中,“天命”观突出表现为“可知不可改”和“可知可改”两种。二者虽互为交叉,在古代中国却有不同的主流时段,并在法律价值上表现出截然相反的面目和内容。殷商之际由天象昭示的天命发生转移,法律价值也发生了相应的巨大革命,即从“非人性”转向“人道性”。特别是天学视野下天命观中的“天德”之本,即“民之所欲,天必行之”的思想,使得法律价值于人性的关怀和生命的尊重有了理论甚至实践上的终极表达和保障。     

论基于确立“新型产业结构”的税法修正

产业结构失衡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建立“新型产业结构”刻不容缓.税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但现行税法与“新型产业结构”的形成有一定的冲突,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修正: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抵扣范围以及确定合理的扣除率;改变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和计税依据;进一步改进企业所得税间接优惠方式和亏损转结的规定;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和改变计税方式.     

论我国《能源法》的制定——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

作为全球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正面临着十分复杂的能源形势和安全问题,因而制定一部《能源法》是十分必要的。《能源法》应当将保障能源供应与安全、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益、降低能源消耗、保护环境作为其立法宗旨。《能源法》应当定位于能源领域的综合性立法,主要对涉及能源安全、能源效率、能源管理、能源环境保护等全局性的问题和其他单行能源法不予调整的问题加以规范,发挥宏观管理和对各单行立法加以协调和拾遗补缺的作用。由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等组成的《能源法》起草小组起草的《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果能够进一步听取意见,去粗取精,相信能够成为一部科学和实用的《能源法》。     

论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的环境保护合力作用

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于环境政策,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的并存是客观实际的需要。环境政策和环境法律是我国保护环境的两种有效手段,二者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二者并不矛盾,应当协调配合,共同发挥环境保护的合力作用。本文分析了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提出在现阶段环境政策和环境法律应当并存,进而提出正确处理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的协调配合关系。     

人权的革命与革命中的人权——对罗伯斯比尔人权观的重新解读

本文在介绍了罗伯斯比尔关于人权的基本观点后,分析了罗伯斯比尔人权观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并结合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着重探讨了导致罗伯斯比尔人权理想和人权实践形成巨大差距的原因。本文认为造成罗伯斯比尔人权观的悲剧既与其思想中存在的民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密切相关,也与那时的人权是一种人权革命后的人权和革命中的人权这一事实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论“约因论”在英美法系的衰落

约因理论是英美契约法的独特内容,该理论的成熟形态是"交易约因论",即契约的成立以当事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为基础,通常表现为受诺人的"法律受损"的"约因"就是交易的符号。"约因论"的衰落表现在多方面,既有"禁反言"等新的契约理论对它的挑战,也有成文法对约因要求适用范围的限制,而且,传统的约因法则在司法实践中也发生变革。"约因论"固有的形式主义、僵化性、技术性等弊病决定了其衰落的历史必然性,而"约因论"的衰落也标志着英美契约法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转型。     

论作为"制度"的法学院

法律职业为限制性的职业,目前两大法系主要国家都在制度上将法学院教育作为进入法律职业的第一道门槛;法律的技艺性、智识性和一定的神秘性及其规范特征决定了法律职业必须具备共同的职业素养,凭借法学教授、法学图书资科和法学院的社区生活三要件,制度性法学院而非仅仅作为场所的法学院培育这些素养并促使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我国现实呼唤在制度上确立法学院教育的门槛地位,建设胜任于培育法律人的制度性法学院。     

试论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法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作为政府和企业以外的社会组织的第三种形式之一,在当前人类社会活动的不同领域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随着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世界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我们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面临着全球化环境问题的困扰。在传统的以强制力为基础的国家权威无力解决这一棘手问题时,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渐趋突出,他们是国际环境法的参与者、监督者和促进者,是国际环保事业的重要组织者和参加者。     

论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几个问题

贯彻"十八大"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将1989年《环境保护法》修改成对我国今后环境资源生态保护工作具有基础指导作用、长期引导作用、全面激励作用的综合性法律、政策性法律。修改后的法律应该是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国家"五位一体建设总布局"突出位置、具有生态法特征的综合性法律;应该申明、宣示和规定环境法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明确规定公民的基本环境权利和义务,公民有享用清洁、健康的环境的权利,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明确规定环境公益诉讼;明确政府的环境责任,健全政府环境责任问责制;规定基本的环境法律制度和重要的环境法律措施,规定政策环境影响评价。     

论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我国环境保护法律的融合

近年来,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国际立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原则,也是我国的总体发展战略。然而,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经济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需要,应当尽快建立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中心和基本原则的环境保护法律体制,导入认识自然、重视自然、利用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思想,改变现行法律“经济优先”的立法倾向,增设“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的规定,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论环境法理念的变迁对国际环境法的影响

法律理念的变迁对法的目的、基本原则、法律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等方面均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对环境法理念的变迁和国际环境法的产生和发展这一凸现在20-21世纪人类面前的历史进程进行了考察和界划。从最初的"公害救济"到"环境权"理论,之后兴起的"尊重自然"学说到"可持续发展"思想,体现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基本认识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嬗变的过程。环境法理念演进的客观向度表征着国际环境法的发展方向,昭示着这一新兴的法律部门将率先在世界范围内走向融合的必然趋势。     

法经济学基本定理在环境法上的应用

对于先天缺少法律基石和理论依据的环境法来说,它的研究方法有必要运用法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定理、分析工具和标准研究分析生态环境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环境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表明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必须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运用经济规律、价值规律等在环境保护领域中发挥引导作用,为制定环境保护方针、技术经济政策、环境规划提供理论根据。对环保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即以法律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审视环境问题,运用经济手段和方法进行环境管理,研究环境措施的经济效果,为制定最佳环保方案提供依据。     

环境法律观检讨

当前环境法学表象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专业性不强的危机,其根源在于较为落后的法律观。在一些环境法理论中作为言说基础和前提预设的“法”与作为现代法治基础的“法”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法律道德主义色彩浓厚、与科学规律界限不明、主体性缺失、孤立立法、与传统法的关系失当五个方面。法律观偏失的环境法学研究在实践中只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无助于环境法治的实现。要想获得理论提升和实践突破,环境法学必须对自己的核心任务和研究范围作出准确定位,牢牢把握法的本质特征,加强本土化研究,尊重现行法,采取现实主义思维,实现向法学的回归。     

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

刑法的整体机能是由刑法的诸多构成要素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对于刑法的每一种具体机能来说,其产生却分别由刑法不同的构成要素所决定。考察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其实践上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在对刑法机能与刑法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刑法的结构而建构刑法机能的良性机制;以技术手段增加刑法的有效性,使刑法真正成为有目的的社会控制手段。     

环境刑法的生态本位论纲

要实现环境刑法基本理念的突破，亟需回归环境刑法应然的生态本位。一方面要主张环境刑法应以环境大生态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为目的，这有利于实现环境大生态的安全、公正、和谐等价值；另一方面要批判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这有利于发挥环境刑法的生态保护作用。     

公共服务理论与行政法学的转型

公共服务理论是行政法学发展的理论支点。以公共服务理论为基础,行政法学将会发生一次深刻的转型,即由以控权论为基础的传统行政法学转向以公共服务理论为基础的现代行政法学。现代行政法学在价值理念、行政范围、行为模式、救济方式等方面都将突破传统行政法的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