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受阻的财政体制异化效应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而现行财政体制由于存在异化效应无法实现公共资源和服务在流动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均等配置。"公共服务责任分工—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和意愿—转移支付效果",这个三位一体的制度框架,构成了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障碍。要破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困境,就应该完善现行财政体制,使之适应人口流动的要求。     

我国侦查权力配置格局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在侦查权力的配置中,检察官指挥警察进行侦查活动,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权力配置的规律性模式.近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刑事司法体制的结果,在侦查权力配置方面也不例外,清末民初中国的侦查权力配置实行"检警合一".民国各个时期都沿袭了清末形成的"检警合一"侦查权力配置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侦查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侦查权力主体呈现扩充样态.其中,检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法律监督属性,决定了它与公安、国安等其他侦查主体有着本质不同.在法治视野下审视侦查权的主体,目前我国不宜实行检警一体的侦查模式.     

农村基层非正规财政制度及其改进途径

一般财政理论认为 ,财政收支划分应以财政主体所赋予的公共事权边界来决定 ,但是现行财政体制的过宽事权界定使农村基层的公共品供应出现“捉襟见肘”局面。作为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的重要制度资源 ,农村基层非正规财政制度的产生是这一困境诱致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解决目前非正规财政制度的扭曲运作应围绕两方面展开 :一是确认基层非正规财政制度存在的理由 ;二是努力维护这一财政公正运行。     

农村基层非正规财政制度及期改进途径

一般财政理论认为,财政收支划分应以财政主体所赋予的公共事权边界来决定,但是现行财政体制的过宽事权界定使农村基层的公共品供应出现"捉襟见肘"局面.作为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的重要制度资源,农村基层非正规财政制度的产生是这一困境诱致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解决目前非正规财政制度的扭曲运作应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确认基层非正规财政制度存在的理由;二是努力维护这一财政公正运行.     

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具体指向、着眼点与主要任务——基于财政社会学的研究

自改革进入到深水区或攻坚时期后,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很难区分出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等,这意味着承载"改革顶层设计"的领域必须具有综合性并成为各领域改革的"交集"。在财政社会学看来,财政权是一国政府最为重要的权力,因为无论是传统国家还是现代国家,其治理结构与模式都以特定的财政收支方式为基础。进一步说,财政制度安排决定了国家的性质、前途和命运。税收型财政制度、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三位一体"的,因此,中国改革应以公共财政制度建设作为改革顶层设计的具体指向,并将提升现代国家能力作为改革顶层设计的着眼点,将税收型财政制度作为改革顶层设计的主要任务。考虑到税收型财政制度悖论,应以财政共和主义为基础进行财政宪法和货币宪法方面的改革。     

“釜底抽薪”的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预算制度改革的思路与意义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政体制改革给予了高度关注,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政改革是政府各项改革的"重中之重","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决定》从5个方面对财政预算制度改革作了战略性的总体设计,这个设计不仅为我国财政预算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而且对财政领域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放开市场之手,管好政府之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具有指导性意义。     

论完善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转移支付制度

在主体功能区区划建设中,财政转移支付发挥了为生态财富买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满足政府宏观调控要求的功能。我国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与主体功能区区划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需要推出纵横结合的针对主体功能区的转移支付框架,在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或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的实施中充分考虑主体功能区的特殊因素,在四类主体功能区之间建立起横向的生态财富补偿机制。     

民生与财政:一个财政社会学研究框架

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和规模不能作为衡量民生财政的标准。讨论中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问题必须在进一步明确民生这一概念的内涵的基础上探讨民生问题的实质并建立一个分析民生与财政关系的理论框架。本文通过概念辨析将民生看成是生活机会与可行能力的函数,进而将民生问题的实质界定为基本权利平等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根据财政社会学思想,本文将财政制度看成是对生活机会和可行能力的基本制度安排,进而在区分财政制度类型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财政制度安排与生活机会和可行能力的内在逻辑联系。最后,本文根据该理论框架从三个方面对中国民生与财政关系研究提出了初步设想。     

监狱领域主体与客体关系新论

监狱领域中存在行刑主体与客体、改造主体与客体等基本范畴。监狱行刑主体是监狱及其民警,行刑客体是罪犯;改造主体是罪犯,改造客体是罪犯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恶习。在行刑主客体与改造主客体这两对基本范畴之间,行刑主体与改造主体处于上、下两个不同层次,且行刑客体与改造主体是同一体,因此形成"二层次主客体联结论"。     

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领导和政治资源整合

中国政党制度从政党政治和政党合作两方面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主体地位,建立和完善关于政治领导的制度安排,实现政党政治资源整合功能。中国共产党在政权组织、国家权力和政党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构成、主导作用和主要影响是政治领导的根本体现,围绕执政体的决策、组织、制度和机制而配置使用政治资源是政治资源整合的基本内容。     

中国梦:一个梦想的集合体——略论中国梦的系统构成及其各部分间的关系

中国梦是中华儿女在现阶段的现实追求和理想目标,它不仅是一个全新概念,更是一个理论体系。中国梦囊括了全体、集体和个体三个层面的愿景,熔炼了三个层面的梦想,成为一个梦想的集合体。就三者的辩证关系来说,全体梦是目标导向,集体梦是组织保障,个体梦是行动力量。因此,要实现中国梦,首先要激发个体的创造热情和行动活力,在合法框架下尊重个体的需求并提供其实现个人愿景的公平机会;其次要顺应社会组织发展的多元化潮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或民间团体的利益整合和保障功能;最后要坚持"和而不同"的中国精神,凝聚共识和力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追求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之梦。     

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财税体制探析

财税体制对于保障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但现行的财政体制还存在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为：税收挤压居民收入，制约消费需求扩大；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难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要保证发展观贯彻落实就需要构建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财政体制，包括确定合理适中的宏观税负水平；构建科学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体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     

中国城市基层社会自治发展的路径——以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

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基层群众性自治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以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在国家推动下,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经历了重要变革:一方面,人民调解被当做司法助手、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构成而逐渐被国家吸纳;另一方面,人民调解不仅在组织和功能上得到了扩张,而且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科层化发展,从而突破了地域性、群众性和自治性。通过治理吸纳自治,城市人民调解制度被纳入地方性国家科层制的框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基层社会自治的发展道路既不同于随着市场经济和个人权利发展而形成的西方城市社会自治发展的市场化路径,也有别于依赖伦理道德而形成的中国传统基层自治发展的社会化路径,而是一种国家化路径。     

食品药品质量监督问题研究

为加强对食品药品的质量监督检验,我国设立了专门的法定机构,并设立了专门的财政支出用于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和先进检验仪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的标准对食品药品的生产、研制、经营和使用进行依法检验,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提供可靠依据。文章对我国食品药品质量现状予以了细致分析,就食品药品质量监督的必要性和亟待采取相关的质量监督措施进行了阐述,最大限度保证人民群众可以对食品药品的质量放心。     

中国志愿服务组织发展及其社会功能

目前,中国志愿服务发展呈现出活跃状态。各地区党委政府越来越重视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陆续出台政策法规;志愿服务组织发展呈现快速发展势头,多种类型组织涌现出来;城乡群众对于志愿服务组织的认同程度最高,迫切希望参与服务;网络志愿服务组织异军突起,创造出新颖多样的服务方式;志愿服务组织的"裂变"与"联盟"成为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各地区逐渐形成志愿服务组织发展的支持系统并发挥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志愿服务组织体现的社会功能在于:一是志愿服务组织体现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二是志愿服务组织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三是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四是志愿服务组织传播文明进步的思想观念;五是志愿服务组织协助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关于我国财政风险成因的几点思考——我国国有企业财务风险与财政风险转换机制分析

财政风险和国有企业财务风险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风险,但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关系。我国这两种风险的转化中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性,其根源在于制度缺陷,这将是以后改革的重点。研究国有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分析国企财务风险与国家财政风险之间相互转化的机理,斩断其向财政风险的转化链条,对我国财政风险的根本好转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Comparing accountability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non‐state actors in Canadian and Europe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alignment of different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and alternativ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making i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U),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 Canadian case illustrates an entrepreneurial mode of governance that aligns with fiscal auditing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mechanisms, while the networked governance model of the EU relies more heavily on accountability instruments of public reporting and deliberation.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European accountability regime likely provides policy makers with more opportunities for social policy learning but would be difficult to implement in Canada given the underlying action logic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及其化解

我国在经历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也带来社会矛盾增多叠加的负面效应。当前基层农村矛盾纠纷呈现个人与组织、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矛盾占主导地位,纠纷与群众切身经济利益紧密相关,并大多数为涉法矛盾,群体性纠纷日益突出,群众非正常解决问题的增多、而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的偏少,对抗程度增加等特征,深刻认识矛盾纠纷,弄清矛盾纠纷的态势、成因、性质,做好主动直面应对,并按照不越级、不错位、不包办的化解原则,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机制运用,大力推行矛盾纠纷预警制、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制、引发矛盾纠纷责任追究制,才能从源头上消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L’adoption et le suivi de la performance d’une mesure interministérielle : Le cas du Supplément à la prime au travail

Horizontal management rais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particularly when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public programs. This case study focuses on Quebec’s Supplement to the Work Premium (SWP), a social and fiscal cross-ministerial measure, which was never subjected to any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ince its introduction in 2008. We report on findings from interviews with public servants and attempt to explain how the SWP became a social and fiscal measure managed by three public organizations (ministère des Finances du Québec, Revenu Québec and the ministère du Travail, de l’Emploi et de la Solidarité sociale). Then, we analyz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measure. We argue there is a disjuncture between official and informal responsibilities when assessing the SWP and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the organizations involved in the assessment.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当前我国社会进入各类矛盾多发期,其中尤以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最为突出,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实行民主政治。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进一步落实、完善选举制度,真正实现权为民所授,首先在县乡两级推行直接选举,并逐步扩大直选范围。二是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减少代表人数,延长会期,优化代表结构,实行代表职业化,并落实人大的财政预算权,实现人大对政府的有力制约监督。三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真正实现司法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