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去向探析——以辽宁省5市(县)的调查为例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去向进行细化分类,应用2012年辽宁省5市县的实地调研数据,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定居去向,从个体特征、家庭经济特征、在务工地工作、生活特征、打工城市类型及来源地地域特征等四方面分析了不同定居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并探究了不同定居意愿首要考虑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中小城市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地的倾向性选择,家庭经济条件和"属地就近"原则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有重要影响。     

浅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基于武汉硚口区新生代农民工实证研究

据《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就武汉硚口而言,在汉正、长丰地区的个案访谈中,60％的受访对象有“在武汉长期生活”的意愿,10％的受访对象有“去更大城市发展”的意愿.本文对此拥有融入城市愿望的新生代农民生活方式现状,社会融人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社会融入利益诉求的实现等问题作了调查研究.     

非功利主义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基于杭州市的实证调查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城市依附感的增强,他们正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融入城市社会,社会性嵌入成为当代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特征。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个体人口学特征""社会交往与社区参与程度""城市感知状况"以及"权益侵害和遭歧视"等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经济能力"的影响却不显著。也就是说,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最主要原因,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交往、社区参与状态和对城市的切身感知。权益受损以及遭受歧视与排斥会对留城意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改善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十分重要,社区居民应以平等、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务工人员,这将对城市融入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初次职业选择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更强,工作中更加注重个人发展,而且职业流动性更强。初次职业是职业流动最基础的跳槽。以初次职业的种类及结束初次职业的原因作为分析的关键因素,纳入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打工经历等因素分析其职业流动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因个人发展因素而结束初次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发生职业流动的可能性更大。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

从“生产工具”到“消费主体”是围绕农民工研究的重要转向。农民工消费研究大致有农民工不倾向在城市消费和农民工积极在城市消费两种观点,不同的观点反映的是农民工对于城乡的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本文基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发观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呈现典型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们努力在城市消费以实现身份认同并融入城市;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尽可能储蓄以汇钱回家。这种矛盾性还体现在他们对城乡态度的矛盾性,他们愿意定居城市,但也不排斥返回农村。这表明,上述两种观点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都只有部分的解释力。本文最后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双重消费策略是与现有制度和政策实践博弈的结果。     

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及相关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成都、上海、义乌三个城市较大规模抽样调查结果,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及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正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中,收入、福利保险的享有及婚姻状况等因素与其生育意愿较为密切,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独生子女等因素与其生育意愿的关系不大。     

新生代农民工结构性变化新动态

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成主体59.4%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夫妻一起外出的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     

捕风捉影

近半“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定居城市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目前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有41．4％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自己更愿意定居在“目前工作的城市”，61．2%的农民工愿意定居在“家乡附近中小城市”，29.7％的农民工愿意回农村，愿意定居“乡镇”的占23．3％。     

流动经历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水平——基于湖南省的实证调查

通过对湖南省481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流动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其中流动月收入、工作条件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理健康之间呈较强的正相关,而发展前途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理健康之间呈较强的负相关.另一方面,流动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其中流动时间和工作稳定性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之间呈较强的正相关；而流动的次数、劳动强度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之间呈较强的负相关.     

乡土性与城市性: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的表征

对H省五个市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的个案访谈内容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表现出挣钱与兴趣的摇摆,抱怨与欣慰的充斥,创业梦与得过且过观的萦绕,形成了不同倾向的乡土性特征与城市性特征。乡土性与城市性表征分化致使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城市化困境,需要再设计其职业生涯规划,促进其更好地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研究

文章通过运用安徽省调查数据,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精神压力。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城市融入意愿和现代意识,现实社会藩篱使其难以真正适应城市生活;市民认知、文化缺位以及制度阻碍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产生的客观因素;自身文化水平、理想与现实差距以及其游离心态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产生的主观因素;从而提出从个人层面、社会层面以及制度层面来消减该群体城市融入中的精神压力。     

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以云南沙村为例

本研究考察与分析了云南沙村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主要受到家庭生活事件、家庭生命周期、主动逃离城市、工伤事故等四种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之后,在就业选择上主要呈现务农技术化与经商自主化的特点;在返乡社会适应方面存在类型差异:主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目标明确,很快融入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中;被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适应中多呈现阶段性、反复性直至最终定型化的特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可进可退"的政策制度空间,既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又能给予他们自由返乡的选择空间。     

体育权利的权力制约——HB省BG镇新生代农民工体育锻炼行为干预研究

本文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活动的强干预方法探讨农民工群体的体育活动意愿、行为和制约因素。通过干预实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新生代农民工并不具有强烈的体育活动意愿,而是休闲与游戏意愿,其体育意识需要进一步启蒙和动员;第二,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活动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体育时间与工作时间、生活时间的冲突以及体育空间的局限与缺失,而根本性原因在于当前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违法违规用工现象;第三,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受到外在经济权力的约束、身体自由的受控、基础体育教育的匮乏以及淡薄的权利意识,工人们需要更长期的体育权利意识的启发和培养,并且只有通过与资方利益博弈能力的提高才能实现体育权和健康权的基本保障。     

农民工流动动机及其代际比较分析——基于湖南省的调查数据

农民工流动动机及其代际比较研究有助于明晰农民工流动行为的性质及其变迁,并可为完善市民化政策提供指导。将农民工流动动机分为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采用自陈量表,借助"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工流动动机并进行代际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上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动机均以经济动机为首,流动中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的差距缩小。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动机更弱,非经济动机更强;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的关系由上一代农民工的主次关系演变为新生代农民工并存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及其预防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日渐成为城市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传统的农民工犯罪而言,它显现出更为鲜明的特点,犯罪原因也更为复杂。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应该从源头预防、流动过程预防、再犯罪预防等三方面综合展开,而国家和社会积极采取措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合理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则是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最根本方法。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因素与对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他们的市民化倾向尤为明显。工资收入水平较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城市居民的偏见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等因素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使他们很难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建立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市民消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偏见及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都将有利于他们实现向市民身份的过渡。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与城市和谐社区建设

在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和参与式观察、无结构访谈等方法,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在城里打工的心态差异,提出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城乡双重边缘化问题的思路,以及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并且从理性层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成因,将经验分析与理性思考相结合,并试图从操作层面上探讨立足城市社区建设,寻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解决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乡村社会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是现时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由于制度建设滞后、农民工自身能力缺失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是只具市民化意愿而并无市民化自觉之群体，他们不能完全融入城市又不能安守农村，普遍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境地。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乡村地区的人才流失，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升农村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强化新生代农民工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畅通政治参与渠道，大力培养“新型农民”，将是中国乡村社会建设的科学发展之路。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化”倾向的归因与反思

李磊、俞宁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撰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化”倾向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经济、社会和心理三方面的融合困难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化”倾向的直接原因。应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特征与利益诉求，从理论研究与现实政策两方面继续探索破解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新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现状与原因分析——以武汉市的调查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本文以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罪犯为调查对象,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基本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活状况进行流动前后的对比调查。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原始背景、城市社会交往状况、城市社会的接纳程度及自我身份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重要社会成因。这些社会成因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