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独立创作作品及其著作权归属法律问题分析——兼论我国《著作权法》中“法人作品”的修改建议

创作作品所需的资源可以区分为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内部要素与创作者不可分离,而外部要素与创作者可以发生分离;从创作要素投入的不同情形来看,自然人可以在独立的状态下自主决定关于作品创作的相关细节,也可能在受到一定干涉的情形下从事作品的创作行为,由此可有独立创作作品与非独立创作作品之分;按照创作人与投资者之间基础法律关系的性质,可以把非独立创作作品划分为劳动雇佣关系下的“职务作品”与委托创作合同关系下的“委托作品”;我国《著作权法》区分“法人作品”与“职务作品”、“委托作品”的法律标准比较模糊,相关著作权归属规则过分干涉私人自治空间;应简化非独立创作作品的类型划分,将非独立创作作品区分为职务作品和委托作品,删除关于“法人作品”的规定,并根据劳动雇佣关系和委托创作合同关系中创作人与投资者有所差异的利益关系设置不同的著作权的归属规则.     

版权法上的转承责任研究

在我国版权司法和理论界,间接责任作为网络服务商归责原则的重要性日益体现,但对其中某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在系统研究版权间接责任中的转承责任制度,包括转承责任的法律渊源和实践意义,以及具体案件中常有争议的"监督侵权的权利和能力"、"直接经济利益"等构成要件的基础上,结合各国经典判例,进一步分析了转承责任的实践运用,并提出对我国建立转承责任制度的若干建议.     

网络版权保护十年:产业与制度的相生相克

自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颁布至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已走过十年历程,立法上形成了以《侵权责任法》互联网专条为核心的侵权规则体系,执法上形成了以“剑网行动”为核心的行政管理手段,网络版权侵权形态也从网络服务提供者与著作权人的冲突逐步转向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矛盾.然而展望未来制度变革方向,可以发现对部分版权制度的认知和固守已给版权产业的进步造成制度瓶颈,立法者和主管机关往往过于依赖采取“堵”的方式解决保护问题,却不愿意放手产业主体自行构建授权机制来完善“疏”的途径,致使高效合规的版权市场因授权机制的落后而无法形成.     

著作权法与公有领域研究

公有领域不仅在当代的著作权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中存在,作为支撑著作权制度的基石,在早期著作权法中即被确立.基于公有领域不断遭到削弱的现实,著作权法中确立公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原创性作品中包含的公有素材构成了公有领域的基础.公有领域原理还可以从洛克理论以及利益平衡原理加以认识.公有领域与公共利益以及思想与表达二分法之间也存在密切联系.     

论孤儿作品的版权利用——兼论《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25条

孤儿作品是作者身份不明或者虽然作者身份明确但查找无果的作品。网络与电子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使得孤儿作品问题愈发突出,有必要对Google案和解协议及西方国家孤儿作品利用模式进行审视。同时,《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对孤儿作品的制度设计须进一步细化与完善,明确孤儿作品范畴,细化勤勉查找义务,并确立孤儿作品的强制许可模式。     

版权法上的公共领域研究

公共领域是版权法的核心,它是保证作者得以有效运用各种创作素材从而使版权的其余部分得以良好运转的工具。公共领域具有开放性、有主性、不可撤销性和程序性等特征,它以保证作者的创作为前提,但却最终以自身的不断扩大和人类社会的文化繁衍为依归。公共领域在版权法上的生成既是历史的,更是逻辑的,没有公共领域的被承认,也就没有版权的正当性可言,因此公共领域和版权实际上是一同诞生的。公共领域不仅是一种制度存在物,它更是一种思想倾向和方法论,公共领域对版权具有评价和检视功能,它既是版权运行的重要前提,更是控制版权扩张和实现版权目的的重要手段。     

中国著作权法的表演权

在详细介绍《伯尔尼公约》有关"公开表演权"规定的基础上,分析了表演权的历史进程,并就中国著作权法中的表演权进行定义.     

试论《著作权法》第43条

《著作权法》第43条在该法过去的10余年实践中备受瞩目。2001年10月27日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第35条对这一条文做了实质性改动。本文试对该条修改前后出现的问题略作论述,请同仁斧正。①一、修法难点1.《著作权法》原第43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非营业性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制作者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中国著作权法修改初析

2001年lO月22日至27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公布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并自即日起施行。这是对1991年6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著作权法的第一次修改。这次修改,是在下列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是世界经济正在走向数字经济,知识经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正在向多个领域渗透;二是中国进一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和即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世界经济进一步全球化,因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中国已有     

著作权法中法定赔偿制度比较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法定赔偿,根据我国《著作法》第48条的规定,是指由法律规定侵害著作权造成损害,在权利人实际损失和侵权人非法所得数额不清时,应赔偿损失的具体数额,由法院按法律规定予以确定。法定赔偿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据统计,著作权损害赔偿案件中适用法定赔偿的比例为30％;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对各级法院审理著作权案件适用法定赔偿的调查中发现,适用法定赔偿情况较好,当事人也很少申诉。我国     

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面临的困惑——写在著作权法修订之际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工作已经启动.如何寻找修订的突破口,如何确定修订的基本思路,是这项工作的首要任务.拟从制度设计的视角,全面检讨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分析在立法权限、法律体系一致性、传统环境与网络环境的适应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重点探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对著作权权利体系带来的挑战,技术措施的法律属性,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实质内涵,以及国务院制定的配套法规的合法性等内容,为著作权法律制度的修订提出初步建议.     

著作权制度的反思与改组

著作权制度是17、18世纪欧洲政治经济结构变迁的一部分.中国对著作权制度的移植是功利主义的.著作权的扩张加剧了文学艺术领域的固有矛盾.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对著作权制度的批评声音,它们调用的是反垄断、自由贸易、道德优劣、广开民智等话语.公共基金和作者津贴制度是替代现有著作权制度的主要论调,在宪政秩序下不具可行性.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利于对现有著作权制度进行一定的改组,但仍不是成熟的理论.著作权的政治经济学进路调用福利经济学和生态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权利人和利用人之间的对立,并有可能缓解因此而导致的道德分化.     

论手机铃声的著作权保护

手机铃声日渐成为一种具有商品属性的特殊产品,手机铃声的使用、传播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从著作权法的角度对手机铃声的性质加以分析,并试图以著作权法对其加以保护。     

著作权法之激励理论研究——以经济学、社会福利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为视角

激励理论是认识著作权法精神的一个重要哲学层面。激励理论可以从经济学层面加以理解。著作权法使用市场的经济酬报来激励新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即著作权法通过赋予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对被创作出来的作品的专有权,为作者提供市场经济上的回报,这将激励他们创作新的作品。激励理论也可以从社会福利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视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