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预算调节基金成为超收的制度性出口

年底突击花钱并不可怕,怕的是乱花钱。对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而言,社会保障、教育、医疗资金缺口很大,都需强大的资金流注入,只要钱花在刀刃上,公众求之不得。可事实却是,有些地方的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农林水事务和医疗卫生等几项支出前三季度的完成进度并不理想,大量财政资金的走向成谜。实际上,对于财政超收收入,现     

对冲基金立体投机方略与中国金融稳定——基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

所谓对冲基金的立体投机,就是利用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金融工具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的金融投机。本文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背景,分析了国际对冲基金的投机策略,并结合中国金融市场状况,提出了我国防范金融风险所需注意的问题。     

官员更替、政策连续性与贫困治理绩效——来自国家级贫困县脱贫的经验证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贫困治理体系呈现出中央统筹规划、地方因地制宜相结合的特征,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民生保障的相互协调。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解释中国的脱贫奇迹以及相应的治理机制,无论在哪种机制下,地方官员在治理实践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论文将中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作为实证研究背景,通过分析2012—2018年1948个县级行政单位的1733位县委书记的履历和辖区社会经济匹配数据,考察地方官员更替如何塑造中国贫困治理绩效。论文进一步探究区域经济、官僚政治情境与官员更替的交互效应,并考察官员更替对县级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验证了地方官员影响贫困治理政策连续性的逻辑。研究发现：(1)县级官员更替引发扶贫政策不连续,对辖区贫困治理带来负面影响,长期频繁的官员更替则会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2)官员更替的影响在距离中心城市近、农业经济比重高的县更为明显。继任官员由外省调入时会放大该负面效应,由本县提拔时该负面效应不再显著;离任官员落马会放大该负面效应,获得提拔时该负面效应不再显著。(3)地方财政是官员更替影响治理绩效的作用渠道。研究为理解扶贫等社会政策领域地方治理绩效的来源拓展了新的理论思路,为优化官...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功能定位、实践错位及政策优化北大核心CSSCI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陆续建立以来,在中国反贫困治理体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社会政策“托底线”的功能.然而成绩的取得,得益于近十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和财政收入呈两位数增长,政府在社会救助领域的财政投入不断加大,全景式的反贫困安全网初步形成,社会救助子项目不断完善,待遇水平逐年提高.     

公共危机事件中政策认同的构建研究——基于陕西省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政策认同是政策执行的重要基础,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往往更加重要。论文结合陕西省2021年底暴发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设计了公共危机事件中政策认同构建的理论模型,并进行网络问卷调研,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包括公众满意度、政府信任、感知政府能力在内的一系列因素都会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公众对政府负面舆情处理的及时性感知和满意度也会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基于研究结果,论文提出应重视日常工作中公众满意度、政府信任和感知政府能力对于危机管理的作用,同时要特别注意提升公众的主观感知,当负面舆情发生时,政府应积极回应并处理。     

全球范围内行政区划调整实证研究的述评--主题、理论与发现北大核心CSSCI

战后世界各国频繁出现的地方政府合并和拆分现象为理解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和参照。当前,基于这些现象而开展的国外实证研究呈现出怎样的理论图景?关于行政区划调整所带来的影响,国外研究者都在争论哪些理论命题?论文系统收集了2000—2020年间发表在英文学术期刊上的相关实证研究,从区划调整对政府内部、对经济社会以及对政府-社会关系三个方面的影响出发,归纳和对比了既有的研究。文章发现,国外研究总体上并不支持区划合并能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假说,同时对于规模经济效应在地方财政和公共服务效率上的体现意见不一。相对而言,研究者较为一致地认为区划合并容易带来更疏远的政府-社会关系,使经济体量和政治地位相对弱势的被合并地区进一步边缘化,还可能引发地方政府在财政上“搭便车”的行为。文章最后对比了中外研究在兴趣和结论上的异同,主张研究者把更多精力放在区划调整如何对不同区域、不同对象产生差异性影响的问题上,同时呼吁行政区划调整的决策过程应更加重视利益的平衡与协调。     

政策实施研究模型的重构与再造：对综合模型的再综合北大核心CSSCI

第一代自上而下范式的政策实施研究与第二代自下而上范式的政策实施研究能否进行综合以及如何综合仍然是极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学术命题。在对已有的政策实施研究综合模型进行批评性讨论的基础上,重新构造了一个多重系统动态政策实施模型。政策实施的多重系统动态模型事实上包含了已有各个主要政策综合模型的基本特征,即不仅涵盖了各个已有综合模型所隐含的系统性,而且也突出了政策实施过程中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性。论文提出的综合的分析性政策实施模型的优点是将各种影响政策实施的因素变量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具体化、类型化与结构化,在该结构化关系图景中,可以更清晰地辨别出各种类型的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逻辑次序以及对最终政策实施效果的作用路径。     

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减贫效果模拟——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支出型贫困提供了一种从家庭收入和支出两个维度看待贫困的新型视角。因病支出型贫困是支出型贫困的核心内容,直接影响着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论文基于因病致贫研究、支出型贫困研究以及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文件,提出了4种因病支出型贫困的界定方法;并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了不同界定方法下,中国因病支出型贫困的发生率及其家庭特征。结果发现,在当前主流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界定方法下,我国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和致贫率较高。因病支出型贫困户主要是收入低、自付医疗费用高、存款少、欠债多、家庭资产少且面临较多困难的家庭,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论文模拟测算显示,因病支出型贫困生活救助效果优于医疗救助效果,不设救助起付线的救助效果优于设置救助起付线的救助效果。但是,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对救助资金需求极高,超出了当前社会救助制度的筹资能力。论文建议,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应定位于保大病,以医疗救助为主体,并设置一定的起付线;应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主体化解因病支出型贫困风险,应多渠道筹集资金;应提高低保制度瞄准效率以更高效、公平地利用社会救助资金化解因病支出型贫困风险。     

政府职能、居民评价与乡镇政府满意度——基于10省1336个样本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辖区居民对乡镇政府满意度不仅事关政府治理绩效,更事关"三农"发展大局。对于资源配置权有限的乡镇政府,在哪些方面付出努力更有利于提高居民满意度?论文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CRDGS)数据,以居民对乡镇政府各项职能的评价为关键驱动因素,实证分析了政府职能结构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乡镇政府在民主管理职能上所做的努力能获取最大的边际效益,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依次递减,而曾被视为头等要务的经济发展职能并不显著影响居民满意度。进一步地,男性居民更加关注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职能上所取得的成绩,而女性居民更加关注社会管理职能。研究还发现,随着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居民对乡镇政府的满意度评价更具客观性,在经济发达地区推行以居民满意度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方法的客观条件更为成熟。     

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治理与城市低保发展——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典型的目标瞄准型社会政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鲜明的收入再分配特征。政府希望发展城市低保,以高效地筑牢社会安全网。回应中国式分权治理机制下地方政府发展社会政策的激励扭曲、能力不足问题,中央政府自2000年以来通过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来匹配地方的财力和事权。然而,筹资的集权并没有带来城市低保的扩张,反而招致一定程度的紧缩。论文在福利国家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检验了影响地方政府城市低保福利努力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除政府偏好发展社会保险而带来的挤出效应外,社会阶层间互联网政治参与差异、分权及地方政府竞争是阻碍地方发展城市低保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问责配合的筹资集权无法解决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激励不足问题。     

中国儿童照护预算变迁的间断-均衡模型——基于2007—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值此三胎政策施行之际,儿童照护政策作为提振生育意愿、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治理工具引起各方重视.基于2007—2019年各省级幼儿园预算内教育经费面板数据,研究通过计算预算比率变化、L-K值等方法实证分析我国儿童照护预算的变迁间断性情况,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政府注意力、政策图景和制度摩擦对儿童照护预算间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儿童照护预算变迁遵循间断-均衡逻辑,政府注意力、家庭摩擦对儿童照护预算有显著影响,政策图景、社会制度摩擦和市场制度摩擦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我国政治体制会放大预算间断性,媒体信息则无法显著影响间断性,政府与社会的交互关系塑造了儿童照护预算变迁模式的基本特征.本研究为儿童照护研究提供了预算变迁的分析视角,并提出树立儿童权利本位、注重政策目标延续性、加强对社会照护服务的经济支持的政策建议.     

参与式预算中的群众议事员:舞台、角色与演绎——基于盐津案例的实证研究

2014年云南省盐津县在牛寨乡、庙坝镇、豆沙镇、中和镇四个乡镇进行了"群众参与预算"的改革和试点。作为参与主体,143名群众议事员通过直接推选和随机抽选两种方式产生,在参与式预算改革这个新的舞台上,依据制度设计的规则,在预算过程的各个环节实现介入式、全过程参与,真实演绎着群众议事员这一新的角色。在这一改革实践中,群众议事员不仅通过项目申请、项目评议和项目表决来分享政府在预算编制阶段的财政资金分配权,而且也通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直接参与和指挥监督,对地方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和民主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宏大叙事”与“切身利益”:政策接受度的多层次比较分析北大核心

政策接受度是影响公共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理解公众政策接受度的认知规律,对于从理论上揭示公共政策有效性的底层逻辑、从实践上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并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都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对政策接受度的概念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并着重探讨了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区分政策接受度的不同层次,也尚未解释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形成机制的差异。基于此,论文以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政策情境,对公众政策接受度的不同层次——基于“宏大叙事”的抽象接受度与基于“切身利益”的具象接受度加以区分,并对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与认知特点展开比较分析。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在社会信用体系政策场景中选择个人与社会两个层次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作为自变量,通过OLS回归等分析方法,探究其对抽象与具象政策接受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政策的抽象接受度总体显著高于具象接受度;抽象接受度同时受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影响,而具象接受度只受个人层面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影响。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公众基于“宏大叙事”对政策的抽象认知受到理性与道德的共同作用,而涉及“切身利益”的具象接受度则仅受理性影响。作为微观个体,公众既是期盼社会诚信水平得以提升的“社会人”,也是担心隐私泄露的“经济人”。抽象接受度体现出微观个体同时衡量个体与社会的风险收益的“社会人”特征,而具象接受度则体现出微观个体受访者基于纯粹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人。研究结果揭示了在政策议题中公众作为微观个体的复杂心理,并对政策实践者面向公众开展政策沟通具有启示意义。     

晋升预期、政策承诺与治理绩效——基于15个副省级城市GAR的研究

“欲治国者先治吏”，如何通过地方官员问责创造良好的治理绩效？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已经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经济奇迹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独特的制度因素？沿着这一思路，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与中国独特的地方官员激励机制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是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巨大热情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周黎安，2007；杨其静、聂辉华，2008）。     

香港青年内地发展政策与大湾区“融合发展”--基于HKPSSD数据的实证研究

促进港澳青年"北上"内地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最终实现"人心回归",是"粤港澳大湾区"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回归以来,中央已累计推出100多项鼓励香港青年到内地发展的政策,其效果和机制亟需进行评估。论文基于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KPSSD数据,以国家认同作为政策效标,评估现有内地发展政策对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效应,并从心理层面考察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频繁返回内地对青年国家认同确有提升作用,心理融合在此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该机制在通过倾向值匹配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并且心理融合的中介效应量有所上升。研究表明,香港青年内地发展政策已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效应,心理融合在机制中起到关键的效能转化作用。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制度框架底下,做好心理融合工作,将是香港青年内地发展经历转化为国家归属感的重要抓手。     

再犯与始犯年龄的关系--基于弗莱堡群组研究对法院判决的分析北大核心

犯罪学理论对再犯之所以会得出不同的预测结果,主要是将犯罪视为人们潜在犯罪倾向的异质性所导致的结果,或将其视为一种状态依赖。美国犯罪学家迈克尔·戈特弗雷德森和特拉维斯·赫希提出的犯罪学理论就是犯罪倾向异质学说的典型代表。     

上海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与思考———基于十四个已决案列的实证分析简

黑社会性质组织，以暴力、威胁等手段，称霸一方，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本文结合上海地区发生和处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分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成员构成及区域特征等问题．并重点研究了“保护伞”是否作为犯罪构成要素及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是否有存在必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