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解码中国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既是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庄严承诺,也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推进“双碳”战略的优势条件体现在政策体系持续完善、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绿色低碳创新示范方兴未艾等方面,但也面临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时间窗口偏紧、技术支撑不足、碳市场亟需完善等挑战。应从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构建清洁低碳能源体系、加快绿色低碳科技攻关、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等方面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浙江争创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窗口”的机遇与路径

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共识业已形成,中国日渐成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大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理应成为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核心组成部分。为此,浙江必须持续推进产业、能源和运输等领域的结构性减排,实现高质量碳达峰;采取超常规措施挖掘自然碳汇和人工碳汇潜力,尽早谋划碳中和实现路径;完善碳排放权和碳汇交易机制;建立健全气候治理的领导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为争创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窗口”提供制度保障。     

云南建设高质量新型能源体系的初步思考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这是以有力支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统筹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绿色低碳发展,对能源领域未来发展提出的重要战略安排。新时代新征程上,云南将加快构建以绿色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坚持新时代能源高质量发展道路,推进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塑云南能源新优势,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支撑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ICA理论视角下京津冀低碳领域协同发展问题研究

碳达峰、碳中和是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一环，京津冀区域低碳领域的协同发展有利于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促进国家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京津冀区域积极响应“双碳”目标的号召，在低碳领域协同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效，但依然存在合作意愿不足、合作协议的执行成果不佳和协作网络尚不成熟的困境。从制度性集体行动视角来看，主要受到差异化诉求、交易成本与合作风险等因素的影响。     

碳达峰碳中和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

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基于“环境-社会-经济”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框架,“双碳”战略是我国人口结构不均衡、投资效率低下以及能源供需保障压力大等现实困境倒逼下所生成的必然举措,中国需要用相比于西方更短的时间实现“双碳”目标,面临着技术、经济、社会等层面的更大挑战。因此,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严控化石能源消费规模和加强可再生能源多元利用、加快零排和负排技术研发应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与消费行为、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等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     

“南京都市圈”发展战略下南京江北新区提升区域辐射力的路径

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完善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是新发展格局下推进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国家发改委发文原则批复《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已经从顶层设计上明确了“南京-南京都市圈-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战略格局。“南京都市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提升中心城市南京的城市能级与培育现代化都市圈相辅相成互相成就。作为中心城市核心新城区的江北新区,亟需多维度扩大和提升中心城区的功能,全力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和国际大循环的开放门户,以国际视野向现代化新主城迈进,助推南京引领“南京都市圈”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北翼强核心。     

环境多元主体共治的集体行动、网络结构及其模式演变 ——基于杭州与合肥都市圈的观察

在具有空间和领域外溢性的环境问题治理中,多元主体共治模式逐渐成为国家和地方打破环境污染治理困局的重要政策途径,因此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审视多元主体在环境共治中的行为本质,将主体间关系结构融入区域治理网络层面,从而识别并揭示区域环境共治中的多元主体集体行动逻辑与发展方向。在集体行动及其网络属性的理论探讨基础上,文章以杭州与合肥两个都市圈为案例,从共治主体的同质性与均衡性及网络结构的紧密性与依附性角度,对该区域环境共治网络的结构属性和演化形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杭州与合肥都市圈的环境治理模式分别实现了由单核凸显型和松散参与型向多元协同型的演变,以政府为核心主体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型治理模式成为未来环境共治的有效路径走向。     

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助力黔西南高质量发展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立足于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1]。“双碳”目标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领域，是推动技术进步、供给侧结构改革和产业升级的核心引领，是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黔西南在践行低碳理念、推动绿色发展方面存在低碳产业体系有待健全、低碳循环发展消费体系建设不完善等诸多问题，需要通过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消费体系等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     

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甘肃省为例

党的二十大顺利召开,谱写了未来美丽华章,对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也做出了部署。面对国际环境保护、节能降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大环境,中国积极回应,制定合理的目标与政策支持,甘肃省也根据中央要求及省情,逐步完成“双碳”目标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针对在此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困境,也在不断地进行实践,探索其解决之道。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新格局

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2021年的八项重点任务之一.绿色发展尤其是广泛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是实现碳达峰目标及碳中和愿景的基础支撑,而碳达峰目标及碳中和愿景的实现又是保证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和根本性整体性好转的必要前提.推动绿色发展,既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城市水污染治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污染日益加重,城市水污染问题成为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首要问题。基于对协同治理理论和城市水污染治理现状的初步了解,发现城市水污染治理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和社会层面。主要原因是多元主体间合作意识淡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渠道不畅,多元主体的职责定位不准确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以及法律法规不健全。因此,建议从加强协同参与意识,拓宽协同参与途径,明确协同主体责任和完善协同参与机制以及建立健全法律体系这五个方面有效地开展城市水污染的治理工作。     

新发展格局下碳达峰行动的价值考量与整体推进

新发展格局下碳达峰行动的全面展开,是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当前,推动绿色低碳发展面临着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任务重、治理体系分散化、资金投入不足等多重挑战。因此,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构建协同治理长效体制机制,培育低碳技术人才,拓展市场融资渠道,从而实现碳达峰行动的整体推进。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如何厘清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成为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逻辑起点于西方的"协同学"和"治理理论",提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必然是为了回应传统公共管理范式与时代的不适、促使国家职能回归的必然要求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要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构政府、社会、公民的关系。     

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及其实现机制——一项多案例研究

推行协同治理,既需要社会基础,即政府对社会主体地位的尊重,并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又需要实现机制,即构建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并健全多元主体间运行机制.为此,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并和社会力量形成治理合力,不断为协同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以及体制机制条件.德清县“民间设奖”、“桐庐百姓日”以及慈溪市“和谐促进会”等案例,分别代表了协同治理发轫及生长的三种路径,即自下而上路径、自上而下路径以及上下互动路径.在三种不同路径中,协同治理的发展和完善状况存在着差异.在上下互动的路径中,协同治理的绩效是最佳的;在自下而上的路径中,如果社会力量的发展能够受到政府重视并积极创建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治理绩效比较显著,但政府必须在各种沟通渠道参与平台的构建,尤其是在运行机制的健全方面付出艰苦努力;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中,因为社会基础薄弱,特别是如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重视不够,加上治理主体本身不健全,就会导致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难以健全,尽管这一路径的治理绩效也比较显著,但需通过培育发展社会基础并健全运行机制来确保其可持续性.     

政策网络视阈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政府治理能力体现为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治理的效力。政策网络开辟了中观研究视角，成为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之间的纽带，也超越了多元主义视角研究局限，构建的是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多维互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政府治理能力问题。在政策网络视阈，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策网络中各主体协同互动程度和政策网络开放程度的影响。要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需要通过“政策学习”提高各主体间协同互动程度；通过“政策社群”提高政策网络的集成程度；通过“资源均衡化”扩大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的概念体现了多元协同治理的特征,需要利用法治的优势来节约社会成本、凝聚社会共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走法治道路,以提升法治能力为核心内容,在立法、司法和营造法律氛围等方面加强法治建设。     

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区社区协同治理模式研究——以南宁市青秀区为例

在强调国家现代化发展和社会基层治理不断创新的背景下,民族地区是打造特色治理体系、促进国家边疆稳定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社区作为落实顶层设计任务要求和面向一线群众的基础单元,面对着各项新发展要求和现实挑战,如何实现其现代化治理成为重要议题。本文以南宁市青秀区社区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实践的分析,发现问题并通过协同治理视角为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实践与发展提供的理论基础,探索未来如何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如何引入新观念和新技术创新治理模式,推进并完善具有区域特色的多元主体的社区协同治理模式。     

基于利益博弈视角的城市治理研究

城市治理是治理现代化的城市实验。从利益博弈视角去透析现代城市治理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以及城市治理的实践困境，依循“多元互动、协同共治”这一基本理念，打破传统路径依赖，构建一种与现代城市型社会相匹配的“政府负责、企业协同、公众参与”治理模式，是城市治理的创新之道，为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适应现代城市型社会需求，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和实践进路。     

长春市创新型都市圈建设面临的问题及路径探析

创新型大都市圈存在一个或多个创新能力较高的核心大城市,此种核心城市被称为“强核”。长春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既有基础和优势,也面临着一些短板和不足,要想成为城市群建设的“强核”,要聚焦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经济基础支撑;要聚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夯实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可持续发展支撑;要聚焦提升区域集聚和辐射能力,夯实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载体平台支撑;要聚焦提升城市宜居性,夯实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发展环境支撑。     

福利治理现代化：概念、理论框架与推进路径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建设现代化的福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福利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蕴含“对福利的治理”和“以福利进行治理”两重意涵,以及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水平四个核心要素,其实质是治理理论在社会政策领域的应用。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经历了快速扩张、深化调整和高质量发展的变迁过程,为福利治理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挑战,也提供了新的机遇。推进福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深化福利行政体制改革,构建多元福利治理体系,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完善社会政策评估机制,推动福利治理领域的政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