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窦氏《述书赋注》的体例创新与著作成就

窦蒙、窦臮兄弟是代北鲜卑文化传统在中唐承续的代表人物,他们合力完成的《述书赋注》是唐代书学的扛鼎之作之一。在汉族文人书家辈出、书法实践与书学理论高度繁荣的唐代,这样一部辞藻雄赡、理论精深,并有体例创新的书论巨著出自于鲜卑后裔之手,既是胡汉文化交融的产物,也是窦氏的书法传统与时代文化共同孕育的成果。细绎《述书赋注》的文本结构,是由《述书赋》、注、《字格》和《题述书赋后》四个部分组成,其在东汉以来的传统书学著作中,产生了一个创新的著作体例,由此推动书学著作成就的创新。具体来说,赋与注的结合,造就了一部汉唐间规模最大的周秦书家传记体书学史巨著;引史注法入于赋注,造就了第一部史注体书学史巨著;《字格》的产生,又造就了第一部具有传统书学概念体系建构意义的书学论著。《述书赋注》的产生,是对汉唐间文化与学术传统的遵循和发扬,是魏晋以来的民族融合与文化发展在唐代、在书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成果。     

汉英对比与英语教学

不论从教学过程,还是交际功能讲,英语都与汉语言、汉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英语教师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水平,而且要有较高的汉语言修养和汉文化修养。在英语教学中通过对两种语言的对比分析,加快学生学习和掌握英语的进程。     

从献俘礼看唐代的民族政策

唐代是献俘礼高度发展、完善的时期,唐王朝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战争中取得一系列胜利,针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献俘是有唐一代献俘礼主要环节。礼治天下、德化天下的统治方式是唐代献俘礼一大特色,其最终目的是告诫不法、宣扬国威,是礼治制度与政治制度相结合,旨在外扬国威、宣扬国力、激励军心。唐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献俘礼中反映了唐王朝处理民族事务的宽容开明、怀柔羁縻的民族政策。研究唐代的献俘礼,对了解唐代军礼的基本轮廓及民族政策很有裨益。     

胡屠夫的嘴脸

胡屠夫,《儒林外史》中的一个小人物。正因为他“小”,又身在儒林之外,也就不那么引人注意了。不过,用心琢磨琢磨,吴敬梓笔下的这个胡屠夫尽管着墨不多,还煞是有“戏”。 胡屠夫对中举前的女婿范进,是一百个看不顺眼。范进刚刚进学回家,便挨了他一顿数落:“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以来,     

明清时期西宁汉文化研究

本文通过对明清时期西宁汉文化的详细描述和分析,认为西宁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据点,并分析了西宁汉文化能够存在下来的原因。     

屠城、妄杀与死刑奏报——论蒙元时期死刑文化的转化

蒙古帝国初进中原的屠城之制,是根据蒙古传统法令而进行的一种刑事惩罚,它并不包括在成吉思汗所禁止的“妄杀”的范围内。但在向中原汉文化地区不断扩张的过程中,面对着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冲突,蒙古统治者也不得不逐步改变其政策和法令,其草原法文化也开始深受中原地区法文化的影响,表现在死刑方面的转化就是把屠城包括在妄杀之中加以禁止,并在忽必烈时代开始建立起死刑的奏报制度,对死刑加以控制。但和唐代等比较起来,元代的死刑程序比较粗略。     

土家族跳丧舞与摆手舞文化比较研究

跳丧舞与摆手舞是土家族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歌舞样式。跳丧舞主要盛行于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土家族地区,摆手舞主要流行于鄂西南、湘西北、渝东南交界的酉水流域土家族地区,故自古有"南摆手,北跳丧"之说。跳丧舞与摆手舞分布地域不同,起源各异,参加人员、表演程式等更是各具特色,但二者实质为土家族文化在不同地域产生的分支,同源异流。     

唐律“一准乎礼”的立法特点及产生的主要原因

唐律是唐代法律的总称,是唐代及前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产生不仅保障和促进了唐代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且对后世的封建法制也有极大的影响。     

天水羊皮鼓乐舞考

天水市是甘肃省东南部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流传着多种多样的民间乐舞形式,其中天水羊皮鼓舞至今仍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古老文化仪式。笔者通过两年多的田野调查与跟踪研究,在对天水羊皮鼓的研究积累了较为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天水羊皮鼓舞名称辨析、天水羊皮鼓舞历史渊源、天水羊皮鼓舞流布特点与保护传承等几个方面对天水羊皮鼓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与研究,并对于新时期如何保护与传承天水市羊皮鼓舞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乐山高铁游客特征及其对旅游业的影响分析

随着成绵乐高铁的开通,乐山的外部交通更加便利,来乐游客明显增加。基于243份问卷调查资料,通过分析成绵乐高铁开通后来乐高铁游客的特征以及高铁对乐山旅行社、酒店业、景区及旅游目的地等方面的影响,可以发现成绵乐高铁开通为来乐游客提供了更多的交通工具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目的地旅游业的发展,但并未出现旅游的井喷效应。总体而言,对景区和酒店业的积极影响突出,但对旅行社的影响不明显。     

现代性与中国传统音乐的隐喻

二胡,已经成为传统中国音乐以至传统文化的表征;作为一种乐器,二胡实际上扮演了一种文化角色,甚至成为传统音乐的隐喻。但是,二胡的这种象征意义出现得相当晚,如果没有所谓的"现代性"在中国的出现,二胡就不会有它在中国音乐叙事上的特殊地位。     

文化遭遇与异族想象：唐代文学中的天竺僧形象

与前代相比,唐人有幸生在中外文化大交融的时代,亲历印度佛教文化渗入汉唐文化的历史过程,并对异域观念进行当下性思考,产生一种审视异域的独特文化视野。反映在文本中,那便是唐人文学作品中存留许多关于印度佛教文化魅力及来华天竺僧形象的描写,诸如唐诗、小说等都是考察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史料。     

唐诗中的佛教文化

唐代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作为唐代文化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不仅影响到当时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作为重要题材,进入了唐诗。其中,佛教建筑和梵宇静境、佛教音乐、佛教壁画等内容在唐诗中均有突出的反映。     

论元代美学

元代美学在众多领域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创新性成就。元代社会、文化对美学产生了深广影响,从而整合出众多的审美特征、审美理念、艺术事实和艺术精神。元代出现了多民族的文化美学融合,蒙族给中原带来强劲美学之风,同时,又吸收了汉族的精英性文化、美学。蒙、汉和其他民族共同创造了元代美学的辉煌。     

简论胡瑗的“大中之道”

"中"是宋代理学家胡瑗理学思想的重要基础。纵观胡瑗的所有论述,无不显示其"中"的底蕴。他把"中"看着是"正"的前提,无论是谈自然,还是言人事,都离不开一个"中"字。胡瑗一方面继承了中庸之道,另一方面又发明创造,把中庸之道改造为他所说的具有辩证思想的"大中之道"。     

科举制度的兴衰及对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的启示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选官制度 ,其源于汉魏、肇基于隋、确立于唐。科举制度衰亡的主要原因是考试内容单调、形式僵化、监督机制不健全、舞弊成风、学校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等。我们要吸收科举制度中合理的部分 ,总结其衰亡的经验教训 ,提高应试者的素质 ,改革考试内容 ,完善考试形式 ,强化中央政府对全国性考试的有效控制 ,促进考试手段法律化与制度化 ,建立民主化的考试监督机制 ,加强考试部门的独立性。     

唐代书法教育的多元化模式

唐代书法教育形成了多元化的教学模式：蒙学书法教育以其独特的指导思想和教学方法，奠定了唐代书法繁荣的基础；官方书法教育的开创和发展，推动了整个书法教育的发展和普及；而家传师授教育，则有效地保证了书法传统的延续和积累，成为唐代书法教育中最普遍的教学形式。     

浅谈服装发展的两条线索

服装发展的线索 ,以中国服装发展为例 ,可以看到大致有两条 :其一是纵向发展的轨迹 ,表现为演变过程漫长 ,服饰基本特征世代相承 ,风格因时而异 ;其二是横向发展的轨迹 ,表现为与少数民族、外民族的服饰相互融合。服装横向发展必然成为现今世界范围的主流。     

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文化及其对“廉洁警队”建设的借鉴——以清廉文化为视角

中国古老的清廉文化传统,肇始于西周,形成于春秋战国,确立于汉唐,成熟于宋元明清。主要由政治之道和政治之德构成的清廉文化,其核心价值是清廉,是防范为先、道德自律与自觉的政治治理模式,有助于澄清吏治,防范与减少贪腐行为与渎职犯罪,具有自律性、启示性与警示性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