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中的城中村法律问题研究——以土地使用权为视角

作为我国城市化发展中的特有现象，城中村的形成原因和现存问题都是多方面的，其中土地使用权问题是城中村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城中村改造的切入点和落脚点。城乡二元土地所有制结构导致了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完整甚至主体缺位，城中村集体土地流转受限。城中村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创新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明晰城中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和所有权权能实化以及城中村土地所有制的创新。明晰城中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和所有权权能实化的主要做法是量化分配集体土地资产，政企分开，成立股份制公司统管城中村的集体经济。城中村土地所有制的创新主要表现为在集体经济比较发达、整体建设水平较高的城市周边地区或城市内部的城镇在城市化过程中，实行集体土地国有化改措。     

法律移植，移植什么？——以土地所有权的中国命运为中心

民法所有权制度是法律移植的产物。大陆法系的土地所有权乃是国家在涤除土地上的公共权力因素,使土地成为单纯的财产之后建立的私人对于土地的终极支配权。所有权将土地在立法规制之外甚至人类认识之外的潜在价值归属于个人,确立了所有权享有的无条件性,从而建立起所有权人相对于国家的终极地位,所有权因此构成了国家权力的边界。而《物权法》未能正确理解其本质,导致了概念错位。《物权法》的完善应该放弃概念的同一,而力求精神的追随。     

土地经营权流转中非粮化问题之法律思考

土地在流转的过程中,由于种植粮食作物与农业生产形式存在巨大的比较效益差距,由此产生土地非粮化问题。非粮化现象的出现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有法律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只有综合舆论宣传、经济调控、法律监管才能使土地经营权流转中非粮化问题得到很好的监测和解决,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     

略论法律移植的本土化构建——以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为例

同大多法律制度一样,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也是"拿来主义"的产物,但对它的中国化构建却不可谓之成功。本文将讨论这一法律制度移植的情状,并以韦伯的法社会学的视角检视它的本土化构建失败的原因,力图在超越法学范畴的思想文化层面得到答案。     

略论法律移植的本土化构建——以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为例

同大多法律制度一样，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也是“拿来主义”的产物，但对它的中国化构建却不可谓之成功。本文将讨论这一法律制度移植的情状，并以韦伯的法社会学的视角检视它的本土化构建失败的原因，力图在超越法学范畴的思想文化层面得到答案。     

浅谈行政立法及其边界控制——读《法律与立法的二元观—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引发的思考

行政立法作为一个学理概念,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称谓。在我国,一般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定权限并按法定程序制定和发布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①关于行政立法权及行政立法的边界控制问题一直为法学界尤其是行政法学界所关注。本文以哈耶克的二元法律观为视角审视了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界定行政立法的边界问题。     

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刑法化及其成因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是一种以刑法为核心的典型的公法文化。古代传统法律制度的形式体现为非常典型的刑法化。中国传统法律理念与历代国家权力至上的专制主义集权意识对这种现象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二元化社会中的法律对公共卫生的消极影响——以艾滋病现象为例

在公共卫生的推进尤其在艾滋病防治中,法律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其消极影响常为人们所忽视。一方面,法律作为一种桥梁或机制,将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转化为健康的不平等,使艾滋病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疾病;另一方面法律作为社会因素的一员,它通过社会等级和政治过程的制度形态体现出来,使健康的不平等制度化;在一个二元化社会中,由于艾滋病病人话语权的缺失,这个群体处于十分不利的法律语境之中。     

法律儒家化：关于反思之反思

在中国法律史学史上,瞿同祖提出“法律儒家化”学说实为无法忽视的一页。该学说对汉唐间律的发展趋势做了凝练且富有解释力的总结,因此,长期为国内外学界所认可。然而,近二十余年间,由于新史料的出现及学界理论水平的提升,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对该学说展开了种种反思,使其几近处于被抛弃之边缘。但是,若仔细研读各类反思性意见,又会发现,所谓反思往往与瞿同祖所设定的问题意识渐行渐远,或不利于后学准确理解瞿同祖的论断。事实上,即便在今日,瞿同祖的主张仍有较强的合理性,在被适当地调整和补充之后仍可谓传统中国法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     

论婚内强奸的犯罪化——法律移植的本土化研究

婚内强奸按照理论上的解释,是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的方法,违背妻子意志,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在这一问题上,我国法律尚无明确规定,相关司法解释也无涉及,因此导致司法机关处理此类案件时陷入两难的境地。对此,笔者以王卫明婚内强奸有罪判处决这一典型案例为引子,结合国内外婚内强奸的立法,主张在中国应将婚内强奸犯罪化,并提出移植"婚内强奸"这一西方法律制度的同时将其本土化,使之适应中国社会的土壤。     

我国证券交易所法律性质之重塑——兼论证券交易所互助化与非互助化的取舍

我国有不少学者主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做法,改革我国现有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制属性并进行公司化改革。但是,以政府主导为特点的我国证券交易所和以市场需求为主导的发达国家的证券交易所在历史背景、作用及地位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这使得我国证券交易所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会员制交易所。因此,以非互助化为特点的公司制并不是我国证券交易所的最优选择;相反,在处于新兴市场加转轨特征的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下,以互助化为特点的真正意义上的会员制交易所仍是我国证券法律体系和证券监管实践所应尽力追求的目标。     

公立法人产权法律制度新论——以公立医院为例

通过对我国公立医院现阶段产权法律制度的研究，分析其现在具体运行方式和缺陷，希望对我国公立医院产权法律制度的健全有所启发。     

实践法律观要义——以转型中的中国为出发点

在当今问题时代,对何谓法律的回答,应围绕事实与规范的紧张关系而展开。这一关系表现有二:认识论上的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对立,前者极具普适性,而后者主要为中国特有。以往的法律观,集中于认识论,在事实与规范中偏袒一方,造成两者不可沟通。本文欲提取实践的两大要素,以"践行"应对两者在伦理上的对立,以"反思"解决两者在认识论上的不对称性,形成以"法是实践智慧"为核心命题的打通事实与规范的实践法律观。     

法律实施绩效提高的精神动因——以劳动法律制度为中心

我们正面临着社会治理工具——法律——失灵的威胁,法律失灵的终极体现在于法律实施低效、无效。尽力寻求法律实施低效、无效的原因并找寻出提高法律实施绩效的方案是当今迫切的理论与立法问题。人是法律实施的媒介,人之精神贫困是孕育法律实施低效、无效的土壤。脱离美德精神的法律在利益引导上的局限、脱离美德精神的法律实施困境等足以证明人之精神力量是法律实施绩效提高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因。结合劳动法律实施,可以认知法律在利益引导上的缺陷,厘清法律实施中美德精神缺失的现状并找寻改变它的路径。在确保强制与美德精神,即内在强制与外在强制结合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在法律实施中的功用。     

异议登记的制度建构——法律移植的微观分析

异议登记在登记错误时能阻断登记公信力,保全真实权利。我国物权法在移植域外法的异议登记时,应从功能主义比较法的基本立场出发,选择和考察适当的移植对象,确立最有效的移植范本,进行本土化的改造。这种法律移植的方法和步骤可以作为一般性规则适用于私法规范的移植。     

论法学理论教育中实践法律观的培养——以转型社会为背景

现行法学理论教育中存在着教条主义、工具主义等不良倾向,实践法律观的提出适应了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现实需求。在法学理论教育中培养实践的法律观,重点在于严格遵循现行法律,重视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培养法律人的思维机制。     

“恶意软件”问题的法律规范——以一起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为分析基点

"恶意软件"目前成为网络行业的突出问题之一,受到广泛关注.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不正当竞争法的视角,对该问题的事实认定和法律判断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厘清解决思路.     

论相邻环境关系之法律调整归属——以法律适用为视角

针对当前司法实践中相邻环境关系案件纠纷的法律适用乱象,通过传统民法理论的规范分析与现行立法的实证考察,依照民事法律调整相邻环境关系的整体框架和逻辑层次,以＂对象比较＂的方式展开论证,澄清了长期以来对民法相邻关系制度调整范围的认识误区,就相邻关系与侵权、环境侵权与一般侵权、生命健康权与一般人格权等若干法律制度调整相邻环境关系的具体范围予以相应界分,使不同类型的相邻环境关系实现恰当的法律调整归属。     

法律移植与中国刑法的近代化——以《大清新刑律》为中心

《大清新刑律》是清末法律改革的产物 ,从体系到内容都移植了西方刑法。它遭到礼教派的种种责难 ,这表明清末移植西方刑法的艰难。虽然《大清新刑律》在清末没有得到实施 ,但它的颁布使中国刑法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并成为民国时期刑法的重要历史渊源。     

检察机关初查制度之价值评析及其实现——以法律监督权为视角

从"司法论"与"立法论"相区别的方法论出发,实然的检察机关初查制度具有形式违法性,应然的初查制度具有实质合理性和正当性。因为作为初查制度之核心与基础的初查权本质上是宪政视域中的法律监督权的具体形式,是旨在监督公权保障人权的一种公权力。这决定了初查制度的价值目标是实现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而要实现此目标就要实行实然初查制度向应然初查制度的转向,如加强初查制度与国际规则的协调、完善初查权运行的程序机制、完善初查的法律责任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