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立法模式的刑事政策考察

刑法立法模式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在进行刑法立法时所采用的标准样式。纵观现代世界各国的立法现状,刑法立法模式主要有单一法典型立法模式、特别刑法立法模式、判例型刑法立法模式和修正型刑法立法模式。每种刑法立法模式都有其各自的刑事政策功能。从中国刑法立法的现状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没有形成固定、成熟的刑法立法模式;(2)刑法立法模式单一、呆板,缺乏活力;(3)刑法修正案模式不能适应刑法立法的全部需要;(4)附属刑法立法模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适应国家打击和控制犯罪的需要,我国的刑法立法模式应当做如下调整:(1)建立刑法典、特别刑法和刑法修正案相结合的刑法立法模式;(2)根据刑事政策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刑法立法模式;(3)调整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结构。     

刑事立法模式研究

刑事立法模式是指一个国家进行刑事立法时所采取的模式。由于各国所属的法系不同 ,社会制度不同 ,或者相同社会制度的不同国家的刑事立法机关及其权限、立法程序的不同 ,使得各国的刑事立法模式各具特色且呈现出多样性。     

环境刑法立法模式比较研究

通过观察一个国家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可以看出该国对于环境的重视程度。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立法发达的国家在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方面存在着相同点的同时也存在着差异。通过比较并借鉴这些国家在立法模式方面的优点,推动我国环境刑法在立法模式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关于我国刑法立法模式转变的新思考

在刑法立法发展的新时期和新机遇下,我国刑法需要作出积极的回应和改变,立足于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现实的立法技术和习惯以及国际化背景下的犯罪整体发展趋势,在立法上的寻求新的应对之策,尤其是在选择立法模式方面,应该放弃单一的法典型立法模式,追随解法典化这一新时期的潮流。本文拟对刑法立法模式的重新建构提出一些意见以求能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刑法立法模式问题产生更多的重视和更深入的探讨。     

刑事政策视野中犯罪未完成形态立法模式的理性建构

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立法模式是客观主义犯罪观和主观主义犯罪观在犯罪未完成形态上的立法体现。犯罪未完成形态立法模式不仅决定着犯罪圈的大小,而且征表和反映了国家的刑事政策取向和对不同行为的刑事政策态度。中国现行犯罪未完成形态立法模式的主要缺陷是:刑法总则的立法模式与分则的犯罪构成模式相矛盾;刑事立法对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泛化和刑事司法对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异化致使罪刑法定原则受到挑战;刑事立法对犯罪未遂行为处罚的主观化不当地扩张了可罚的未遂行为的范围。中国对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立法模式应当进行如下改革: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例外化;犯罪未遂行为处罚的客观化;犯罪中止行为认定的合理化。     

我国刑事证据立法模式之选择

我国的证据立法必须达到四个目标 :内容上是良法 ;形式上简洁、统一 ;实施过程富有效率 ;实施结果得到普遍遵守。通过分析上述目标的实现途径和考察国外的证据立法模式 ,我国应当采取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典 ,充实完善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模式。     

论我国环境刑法立法体例问题

目前,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体例已经很难适应愈演愈烈的环境犯罪。我国现行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客体界定不清,对环境犯罪罪名的规定散乱不成体系;环境犯罪在现行刑法中的位阶较低,不利于有效地惩治环境犯罪。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应当遵循人本主义同时兼容生态主义的原则,充分尊重生态环境本身的独立价值,借鉴德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选择环境犯罪在现行刑法典中独立成章的立法体例,调整部分有关环境犯罪且散见其他章节的罪名,扩充环境犯罪罪名涵盖的范围。     

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关系的动态分析

正确认识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的关系对刑事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正确认识政策与法的关系是其前提。对二者关系的分析需要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进行。静态考察是为了认识政策与法的区别。动态考察是为了认识二者的联系。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动态影响表现在对刑事立法需要的影响 ,对刑事立法内容的影响 ,对刑事立法解释的影响。刑事立法对刑事政策的动态影响表现为 :刑事立法本身的局限性 ,决定了刑事政策存在的价值 ;刑事立法具有规范性和稳定性 ,促使某些刑事政策向立法转化 ;刑事立法具有的国家意志性 ,可以抵制不符合立法基本原则的不适当的刑事政策。     

论刑事政策与刑法

刑事政策可表述为:国家或政党基于犯罪态势而制定的控制(预防)犯罪的方略,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司法的刑事政策是具体刑事政策。只有在较长时期内涉及全过程的主要的刑事政策才是基本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它相对于基本刑事政策而言,指在犯罪控制的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中起作用的刑事政策。就刑事政策与刑法立法来讲,刑事政策即基本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高于刑法;就刑事政策与刑法司法来讲,刑法则高于刑事政策即具体刑事政策,具体的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框架内运作,但可以影响定罪与量刑。     

新中国刑事立法移植苏联模式考

新中国初期进行了刑法起草工作 ,所完成的刑法草案主要移植了苏联模式 ,具体体现在强调刑法的阶级性 ,明确规定刑法任务、犯罪概念和刑罚目的 ,排斥罪刑法定主义原则 ,确立类推制度和规定刑法具有溯及力等方面。     

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关系探析

本文指出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的关系问题十分重要,影响着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本文先从刑事政策的概念和范围入手,进而分析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两者的关系,得出了两者是一对矛盾的结论。     

欧盟跨境刑事取证的立法模式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打击跨境犯罪和犯罪分子自由流动上存在着共同利益,但要制定一部超越国别的欧盟刑事证据法典依然遥不可期.在跨境刑事取证立法中,欧盟存在着统一规则和相互承认两种立法模式,从现有立法看,后一种模式已成为欧盟立法者的现实选择.在后里斯本时代,欧盟在跨境刑事取证上实现了“超国家”的立法运作,欧盟跨境刑事取证立法存在着两种模式融合的趋势.欧盟的立法经验对中国区际刑事取证立法有重要启示.     

关于我国金融刑法立法模式的思考

金融刑法的立法模式从理论上讲,存在刑法典模式、以刑法典为主的模式、特别刑法模式、以特别刑法为主的模式四种不同类型,而在我国刑法语境下有讨论意义的是以刑法典为主的模式与以特别刑法为主的模式。决定金融刑法立法模式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的、文化的与政治的三个方面。我国当前以刑法典为主的金融刑法立法模式有其必然性,而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我国金融刑法的立法模式改采以特别刑法为主的模式同样具有必然性。     

对我国刑法犯罪数额立法模式的反思

我国刑法一直采用既定性又定量的立法模式。在此模式中,犯罪数额在很多刑法分则的条文以及司法解释中都有所涉及,在定罪量刑中起着重要作用。不过我国犯罪数额的立法模式多采用数目型以及比例型的方式,此类模式存在滞后性和无法真实体现法益侵害性等弊端。因此,我国犯罪数额的衡量标准应采用动态的经济指标,转变僵化的立法模式,这样有助于保证犯罪数额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并有助打击刑事犯罪。     

论完善我国刑法立法的几个问题

随着社会的进步 ,经济的发展 ,人们对法律规范的要求也更臻于完善。我国修订后的刑法尽管有了很多充实与发展 ,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人民利益的新需要 ,仍须对我国刑法立法作进一步的充实与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立法化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领域内深入贯彻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必须认识到,由于刑事政策具有为刑事法律本身所不能替代的特性,决定了刑事政策具有特殊地位,也决定了必须将其纳入     

我国经济犯罪变化与立法改革研究

从经济犯罪的本质属性来看,经济犯罪的概念应采狭义说;经济变迁导致经济犯罪发生变化,继而引起刑法变革;与财产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不同,经济犯罪有其鲜明的特点;根据刑法文本与经济犯罪的特点,我国经济犯罪的立法模式应采用集中与分散性相协调、统一性与明示式相结合的立法模式;经济犯罪的刑罚适用应分类处理,刑罚配置应强化变革。     

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

在刑事立法非常活跃的时代,刑法理论不可能只是单纯地解释刑法,而是需要同时关注刑事立法本身.刑法理论不仅要规制司法,而且要规制立法.刑法理论尤其是法益保护主义与有关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的学说,对刑事立法起着重要规制作用;刑法理论必须对刑法条文作出有价值的判断,促进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但是,如果能够通过修改理论或者重新解释应对社会生活事实的,就不应当修改刑法;任何知识都是一种偏见,都是不完善、不全面的,但刑法学绝不是始终拘泥于条文的形式论解释的枯燥无味的学问;刑法学者应当善于了解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勇于反省自己的前理解,正确对待自己的偏见,从而使旧法条适应新时代.对刑事立法的批判与解释并不是对立关系,批判性解释可以使刑事立法的形式缺陷得到弥补,也能为刑事立法的完善奠定基础.刑事立法也应当善于类型化,从而为解释提供应有的空间,使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我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实践困境与立法对策

以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为基础构建的有组织犯罪的刑法制裁体系，在实践中引发了诸多困惑与疑难。其原因在于其忽视了有组织犯罪不同于一般共同犯罪和普通集团犯罪的特殊性。相较于一般共同犯罪和普通的集团犯罪，有组织犯罪已经形成或者意欲形成“组织体之恶”，属于“组织体”的犯罪，在刑事立法上应予以区别对待。超越实践困境的途径，一是改革治理有组织犯罪的立法策略，二是完善有组织犯罪的具体立法规范。     

我国刑事政策的演进及其立法影响

刑事政策的演进意味着国家在刑罚权运用、罪刑关系配置上一直在适时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的结果必然影响着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迁,刑事政策亦审时而变,经历了由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演进历程;相应地,刑法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不断修正完善的过程。刑事政策与刑法互动关系的实践证明,刑事政策的理性化有助于刑法立法的理性化,立法因时制宜回应政策的变化也有助于刑事政策的作用得到充分而理性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