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民事诉讼特别规制研究

对于日益增多的性骚扰案件,研究如何在民事诉讼方面进行特别的规制是至关重要的.根据性骚扰案件的特点,从证据、审理和救济三大方面作出符合性骚扰案件特性的规定:(1)合理运用证据规则,实现证明责任的特殊配置,并且在取证方式的合法性问题上予以适当的放宽;(2)在性骚扰案件的审理期间要特别注重对诉讼参加人的隐私权进行严格的保密与保护;(3)确立惩罚性赔偿以及用人单位责任,切实保护性骚扰案件的受害者,法院还可以适当运用司法建议的方式来遏止和预防职场性骚扰行为的发生.     

美国性骚扰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美国性骚扰纠纷解决机制由专门的单位内部纠纷解决机制、行政申诉程序制度和特殊的民事诉讼制度三个部分构成。单位内部性骚扰纠纷解决程序分为正式及非正式两种。行政申诉程序方面，设立了专门的纠纷解决机构，规定了’专门的程序，如“申诉案件优先处理程序”。在民事诉讼方面，从性骚扰案件的受理到证明责任分配、品格证据的运用等方面采取了特殊规则。同时，对诉前利用单位内部关于性骚扰纠纷解决机制是否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也有明确的规定。三类纠纷解决方式的共同作用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对性骚扰纠纷的妥当解决。     

职场性骚扰案件的证明责任研究——兼从推定角度谈举证责任分担

职场性骚扰案件的可归责性证明分为两个阶段被控骚扰行为对加害人的可归责性证明以及被控骚扰行为对雇主的可归责性证明。前者是两种类型性骚扰案件证明的必经阶段;后者则仅存在于受害者雇员主张敌意环境型性骚扰时。前者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后者则有所不同。在敌意环境型性骚扰发生的场合,雇主责任是一种推定责任,要求雇主对其不存在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性骚扰的民事责任初探

性骚扰的民事责任在中国属于新兴的研究课题。本文试图根据比较方法对性骚扰概念与性骚扰立法所保护的对象作出必要的法律界定 ;同时侧重讨论了证明性骚扰案件的证据问题和构成性骚扰的民事赔偿问题。     

美国性骚扰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自2001年西安性骚扰案件后．在我国建立妥当的性骚扰纠纷解决制度便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是最早关注性骚扰问题的国家．其性骚扰纠纷解决机制也是最完备的国家之一。美国的性骚扰纠纷解决机制由专门的单位内部纠纷解决机制、行政申诉制度和特殊的民事诉讼制度三个部分构成．三者的共同作用促进了美国性骚扰纠纷的妥当解决。美国性骚扰问题的研究范围主要在工作场所内—一陛本身不是一个问题．性自由也不是一个问题．     

为何性骚扰官司这么少?

调查显示,为数不少的女性遭遇过性骚扰,但性骚扰案例到目前也就那么几起,什么原因让女性在遭遇性骚扰时选择沉默,而不去拿起法律武器?那是因为性骚扰案件目前面临“三难”。一难:立案难。现在有多起性骚扰案,性骚扰案的立案应该不成问题。其实不然,把某某民事侵权案件称作“性骚扰案”是媒体或百姓的一种习惯叫法,法律上没有性骚扰概念。如果想以性骚扰作为案由立案,你连法院的大门都进不了。民事案件要进入司法程序,必须有一个案由。案由既是案件内容的提要,又是案件类型划分的标志,同时它也是案件反映的法律关系性质的体现。名不正则言不…     

香港的反性骚扰

内地应对性骚扰的困境 从2001年全国首例性骚扰案件在西安曝光到2003年第一起有关性骚扰的胜诉案件在武汉出现,性骚扰在国人的视野中,已经从一个陌生的词汇和隐秘的现象,演变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但在媒体对为数不多的性骚扰案件的报道中,几乎一半以上以原告败诉而告终.     

香港的反性骚扰

内地应对性骚扰的困境 从2001年全国首例性骚扰案件在西安曝光到2003年第一起有关性骚扰的胜诉案件在武汉出现，性骚扰在国人的视野中，已经从一个陌生的词汇和隐秘的现象，演变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但在媒体对为数不多的性骚扰案件的报道中，几乎一半以上以原告败诉而告终。     

香港如何面对“性骚扰”

内地应对性骚扰的困境 自从2001年全国首例性骚扰案在西安曝光，2003年第一起有关“性骚扰”的胜诉案件出现在武汉，“性骚扰”在国人的视野中，已经从一个陌生的词汇和隐秘的现象，演变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但在媒体对为数不多的性骚扰案件的报道中，     

美国性骚扰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自2001年西安性骚扰案件后,在我国建立妥当的性骚扰纠纷解决制度便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是最早关注性骚扰问题的国家,其性骚扰纠纷解决机制也是最完备的国家之一。美国的性骚扰纠纷解决机制由专门的     

性骚扰案件面临的困惑与立法建议

性骚扰行为是侵犯妇女人身权的行为之一。我国虽有一些原则性规定,但有限的立法并未对性骚扰行为做出准确而又可操作的界定,性骚扰案件面临着许多困惑。当务之急是完善立法,要通过界定性骚扰的概念、完善性骚扰的责任制度、修改劳动法等相关法律,增设性骚扰规制条款等,为防治性骚扰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     

职场性骚扰与女性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保障

近年来,职场性骚扰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直接损害了女性的身心健康,而且从根本上威胁到了女性劳动者的人权.职场性骚扰是两性不平等的产物,它的存在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不平等.我国目前在处理职场性骚扰案件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应该以明确性骚扰概念为起点,建立完善的性骚扰处理机制,以有效应对职场性骚扰的不良影响,确实保护女性劳动者权益.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检讨——以高攀死刑案为范例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没有对死刑案件和非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加以区分,因而没有反映出对死刑案件应有的慎重,且这一证明标准是仅就控方单方面的证明而言的,没有反映出辩方举证和辩解在证明活动中的地位和影响。非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为“排除合理怀疑”,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为“确定无疑”。     

中国性骚扰立法建议

性骚扰时下成为中国社会讨论较为热烈的话题,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例性骚扰案件均以原告败诉而告终,即使是武汉一案的胜诉,部分在于媒体的密切关注和由此带来的强大的舆论压力。有学者提出中国应该尽快通过立法弥补性骚扰救助无门的现状,也有学者认为性骚扰     

论经济犯罪案件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经济犯罪案件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分为三个层次：即对有可能判处死刑的经济犯罪案件适用确定无疑的证明标准：对一般经济犯罪案件适用接近确定无疑的证明标准：对举证倒置的案件适用合理相信的证明标准。     

论死刑案件证明标准之完善——新《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思考

文章论述了死刑案件的定罪和量刑的证明标准与普通刑事案件的异同,认为增加死刑案件的证据数量和种类的办法并不能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提出通过程序设置,如增加死刑案件合议庭的人数和对死刑案件进行审查的阶段可以达到提高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效果.文章还认为死刑案件的证明应当摒弃法定证据的残余,采用严格遵守法律正当程序的途径提高死刑案件的质量.文章论证了死刑案件中不利于被告人和有利于被告人两种情况的证明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定罪和判处死刑的证明标准应当采取最高标准,而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的证明标准可以采用优势证据标准或存在合理怀疑的标准.文章分析了“证据确实、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指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不仅体现在对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等实体方面的要求,还应当包括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     

论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

当前,我国学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是否应当降低这一问题众说纷纭,形成了证明标准降低说和证明标准同等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区分认罪案件与不认罪案件而规定不同的证明标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不同程度的调整与改变,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在立法与实践中存在分离。文章认为,合理确定和准确适用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会直接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实现和实践成效。根据刑事诉讼公正的基本理念和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为了确保"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坚持法定证明标准,否则会导致冤错案件发生、损害司法权威。     

性骚扰：罪与非罪的界限

2008年6月四川省成都市某人事经理因“性骚扰”被以强制猥亵妇女罪判处刑罚。此案是2005年12月1日新施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性骚扰’首次立法后，国内第一桩因‘性骚扰’而被处以刑罚的案件。性骚扰违背了性权利的自主性，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性骚扰可能成为“性犯罪”的预备行为。国家立法对性骚扰的规制，既利于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预防犯罪的发生，特别对性骚扰的遏制起到警示作用。     

分而治之:一种完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思路

一、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发布的研究报告声称美国的死刑误判率达到了令人震惊的68％,并提出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由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提高到排除一切怀疑的证明标准。在我国,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亦得到了学者的支持。有学者认为“一般案件有罪判决的证明     

从证据视角看贿赂案件证明标准的阶段性与层次设计

贿赂案件查处困难重重,症结之一是证明标准,即证明标准要求过高追求客观真实性以及证明标准不区分阶段追求同一性。这本是一个普适的问题,所有案件都如此,但由于贿赂案件证据本身的特殊性,令该类案件更加难办。＂由于强调印证,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对一＂的案件是诉讼证明上难以突破的难题。尤其是贿赂这类难以获得印证性证据的案件。＂现实困境迫使我们必须审视现有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