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进入加速期,在农村这个乡土社会中正在发生的纠纷类型与纠纷解决模式也出现了新的特点。本文在分析农村纠纷解决的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认为应在重构法律权威性与司法权威性的同时,建构适合农村实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应对司法资源不足的思路与制约因素

"法律的变化与其他社会控制成反比".[1]而社会的变迁带来传统社会控制体系的松动,这既引发更多的纠纷,也使人们更多地寻求司法解决纠纷.因此,社会变迁往往带来纠纷数量与诉讼数量的同步增长.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社会正处在转型期.特别是近几年,随着改革向纵深进行,矛盾纠纷日益增多,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也随之大...     

略论农村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的必要性

随着农村村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人们逐渐意识到农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方式,应该是多元和互补的。本文指出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应该把传统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处理农村社会纠纷,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     

论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调解解决

行政调解在纠纷解决方面具有的独特功能和优势与我国农村纠纷的特点具有相当的契合性。从目前我国农村纠纷解决的实践来看,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调解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完善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调解制度,是健全我国农村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我国农村社会和谐的一条重要途径。     

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现状调查及对策建议

农村社会的安定是农村发展、进步与富裕的首要条件,也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但近年来农村群体性纠纷的大幅度上升,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由于农村群体性纠纷的产生原由与特征等方面的复杂性,从而导致以诉讼方式解决此类问题产生的耗时耗力的不足,因此从非诉讼方式寻求及时、有效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便成为当务之急。因此,通过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状调查,探讨非诉方式在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提出完善非诉方式解决机制的对策与建议,无疑对农村社会的发展与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乡土社会背景下司法行为之规范——以基层法庭为视角的研究

中国的农村绝大程度上仍是乡土社会，体现着乡土社会的特点，乡民们处理纠纷时更多的是考虑传统的民俗习惯，注重个案，要求实质正义。处于乡土社会背景中的基层人民法庭如何在依法办案的同时，兼顾乡土社会的特点，考虑乡民的特殊要求，做到纠纷的真正解决，成为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变迁中的乡土社会入手，探讨了人民法庭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所遇到的现代司法理念与乡土社会特殊要求的冲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规范基层法庭司法行为的几点建议。     

农村群体性纠纷防治的法律机制

农村群体性纠纷是农村社会尖税矛盾和突出问题的特殊表现。我国农村群体性纠纷的不断发生和升级，暴露了我国在制度建设、管理措施等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当前，对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解决，基层干部习惯于采用传统的思想教育手段、行政手段，对法律手段的运用较为薄弱。从方法论之角度，采用法律手段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是“治本”之策。因此，必须健全预防和处理农村群体性纠纷的法律机制。     

新加坡调解制度

新加坡共和国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出入口,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在新加坡具有悠久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变迁,新加坡过去由族群领袖和长者主导解决族群纠纷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但重视社会和谐的传统文化保留至今。由于与文化传统相契合,调解的发展在新加坡具有较深厚的文化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来。     

传统无讼理念与当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在纠纷解决问题上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协作及互动参与,从这点来看传统的无讼理念与实践可为这一制度的当代完善提供历史的借鉴.传统社会中,核心价值、民间社会、法律依据构成了民间纠纷解决体系的基本框架.核心价值的强力渗透,民间社会的存在,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习俗在价值上的共享及实施方式上的配合是无讼理念得以成功实践的重要原因.当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借鉴传统经验,在现有基础上逐步形成以统一价值为核心,以民间社会组织、法律依据为支撑,诉讼与非诉良好衔接的体系框架.     

中国农村的纠纷解决:资源与可及性以湖南一个村落的研究为例

<正> 一、研究背景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村改革以后,农村权力结构变化,利益关系增加,村民观念改变,农村纠纷的数量较以往有大幅度的上升,性质和以往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农村纠纷的解决开始更多地进入中外学者的视野。纠纷解决本是社会科学各领域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者或者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或者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或者以法律为核心,或者以社会交往为主要     

论和谐社会理念下的“对话式”纠纷化解机制——以“荣昌模式”为例

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无法满足我国社会的客观需求,“对话式”纠纷化解机制应运而生.该机制在理念与体制上有创新,突出当事人的主体性与自主性,对接对话调解与诉讼效力,结合法律权威与市民社会.但是,在探索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司法权、行政权与基层民主自治权的关系,正确处理化解纠纷与保持社会平衡的关系,正确处理“对话式”纠纷化解机制与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     

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探析——以ADR为视角

ADR是对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总称,其对满足社会成员多元化的纠纷解决需求。缓解法院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以ADR为视角,构建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符合我国农村社会现实;通过健全组织机构、强化组织管理、完善调解制度和司法制度来构建ADR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化解农村社会纠纷．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健全的纠纷解决机制决定和谐社会——传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对我们的启示

纠纷解决是社会和谐的第一要义,中国法律传统始终贯穿着注重和谐这一主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许多构思与实践,特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与社会治理模式,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对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形成正确的认识基础上,通过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承担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阐释了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对当下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无论在司法方面,还是非司法方面都极具启示意义。     

转化型农村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

在经济迅猛发展和村民法律意识逐渐增强的今天,受市场经济和中国传统文化双重矛盾影响的转化型农村民事纠纷问题日益突出。在和解和调解占主导地位的纠纷解决机制下,本文在分析农民纠纷解决方式选择原因的基础上,从国家、社会、个人三方面,力图构建一个以法治为主导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侗款的变迁及其与侗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随时代的变迁,侗款在组织形式、活动方式、规约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当代的存续形式主要表现为村规民约。侗款纠纷解决功能的运作方式,可以分为两种相互作用的传统运作方式与现代运作方式。通过侗款解决纠纷与通过国家司法解决纠纷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之处,应该从治理的角度来正确对待侗款,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对侗族地区民族团结、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的促进作用。     

民间理性与纠纷解决

从是否涉入国家理性的视角来看,传统的社会纠纷解决模式可以化约为纠纷解决的国家理性模式和纠纷解决的民间理性模式两类。民间理性是相对国家理性而言的,其不仅不是粗俗落后的纠纷解决手段,相反,在当今中国民间社会,纠纷解决的民间理性方式具有特殊的合理性。在民间理性范畴内,传统民间法的内容得以扩大,民间理性为社会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提供更多的方式和依据。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纠纷及其非讼化解决机制

本文从实证研究的角度,通过对宁波市鄞州区农村民事纠纷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当前农村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认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适合于农村民事纠纷解决需求的法律产品,能够产生诉讼解纷机制所无法实现的社会效应。主张应借鉴各国ADR中的合理做法,从促进当事人协商解决、完善人民调解,充分发挥行政调解与裁决作用等方面构建农村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及时预防矛盾,化解冲突,以确保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民事诉讼、纠纷解决、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

完善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尚需检讨民事诉讼、纠纷解决、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这包括对作为纠纷解决的民事诉讼目的的反思、中外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生发背景的讨论、传统中国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比照、纠纷解决理论的深挖与整理总结、诉讼及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之于中国社会的观念,以及纠纷解决理论研究方法的调整等方面。     

浅议司法功能变迁

司法作为调整利益格局的重要力量,其功能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发展,社会纠纷的日益增多,重新解读司法功能,认识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成为当前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     

论我国传统法文化在化解社会纠纷中的功能及启示

利用我国传统法文化本土资源,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是化解与日俱增的社会矛盾纠纷的一个有益探索.通过对我国传统法文化在化解社会纠纷中文化特征的再认识,客观分析其在维系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定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探寻传统法文化对健全当代我国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