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书说理制度——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刑事裁判书是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中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就案件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件。说理充分的裁判文书可以起到预防法官恣意,避免司法擅断,实现司法公正,培树法律信仰,促进社会法治,提高法官职业技能,造就精英法官等作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十分重视裁判文书的说理,目前,我国刑事裁判书说理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对我国的刑事裁判书说理制度作出改革。     

荷兰刑事鉴定制度介评

荷兰刑事诉讼程序具有典型的职权主义特征,法官在诉讼中居于主导地位,鉴定专家被认为是法官的助手.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和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的持续影响,荷兰刑事鉴定制度吸收了更多对抗制因素.在鉴定程序上,逐渐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多程序权利;在制度建构上,更为注重国家侦查权和被控方权利的有效平衡.     

荷兰司法鉴定简介

一、司法鉴定的启动和采信机制 （一）鉴定意见的性质。在荷兰的刑事诉讼中，鉴定意见是作为证据使用的，荷兰的鉴定意见与证人证言在诉讼中的地位及权利义务相近。鉴定意见属于法定证据性质，但作为一种专家证言，需要通过法庭举证、质证及辩论，由法官决定采信与否，最终才能成为裁判的定案根据。在荷兰，由于民众的信赖、     

刑事错案中鉴定意见应用的问题及对策

在刑事诉讼中,鉴定意见应用的错误与鉴定本身的错误一样极易导致错案。从几起刑事错案中暴露出鉴定意见应用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即司法人员有罪推定的司法观念以及证据规则的疏失。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鉴定意见的关联性规则、意见规则和补强规则,同时应健全强制鉴定、庭前开示和裁判说理等相关配套制度。     

论我国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的困境与突破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权由公检法机关主导,当事人仅有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权利。这种鉴定权配置方式导致刑事司法公正性不足、效率低下以及权威性缺失的困境。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转型格格不入。借鉴域外经验,我国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应以公正高效权威为目标,赋予辩方司法鉴定启动权、保留侦控机关自行启动鉴定权、限制法官的鉴定启动权以及建立鉴定处分的司法审查制度,逐步形成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相契合的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方式。     

试论刑事裁判文书的量刑说理制度

确立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制度,通过记录量刑过程,展示程序公正,可以让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合法性原则的约束;通过论证量刑理由,彰显裁判理性,可以让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合理性原则的约束;通过公之于众,展示透明理念,可以让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公众的有效监督,进而增强公众对量刑结果的信仰与服从。构建我国的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制度,首先应在制度设计上引入量刑答辩程序,以支撑裁判文书详尽展示量刑的全过程,其次应对现行刑事裁判文书的写作格局进行调整,以便充分论证量刑理由,最后应以立法的形式加大裁判文书的公开力度和公开范围,以将裁判文书量刑说理的价值落到实处。     

当前刑事司法鉴定问题探析——以法医学为例

本文案例启示：我国当前的刑事法医鉴定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影响了鉴定公正和司法权威。对此,应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加以改进。实体层面上应明确刑事法医鉴定的统一标准;程序层面上应设立审查法官,由当事人合议选择鉴定人,明确鉴定期限,规范鉴定结论,建立鉴定层级,保障辩方的知情权,并成立相关机构对当事人进行专业帮助。     

边缘刑事案件中的法官解释

解释刑法是刑事法官的职业技术,而处于犯罪圈边上、界于罪与非罪之间的边缘刑事案件则是刑事法官展示其解释才华的主要舞台。在此类案件的裁判中,技术性刑法解释方法所起作用甚小,法官们更重要的活动是进行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价值判断要求法官平衡自由与秩序,以公正规制功利;利益衡量则要求法官按照位阶优先保护重大法益,并尽可能少损害在后法益。     

改革我国刑事鉴定启动权的思考——以被追诉人取证权的实现为切入

刑事鉴定启动权是刑事鉴定制度的核心，我国刑事鉴定启动权被国家职权机关完全垄断．被追诉人及其律师的申请权也无法得到保障。这种鉴定启动模式使辩方的取证权受到严重抑制，不仅无法形成控辫平等对抗的取证格局．而且对侦控方的鉴定活动辩方也无权参与和监督。学者们提出的“当事人启动制”和“法官启动制”的改革方案．因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在我国目前都不具有可行性。我国刑事鉴定启动权的改革应当以被追诉人取证权的保障为核心，实行“分步走”的战略，采取“渐进性”改革和“重构性”安排相结合的方法．旨在强化辩方对鉴定程序的参与，增强其获取鉴定结论这一科学证据的能力。“渐进性”改革就是把赋予辩方初次鉴定申请权、建立强制鉴定制度以及引入专家辅助人作为改革的近期目标：“重构性”安排是以构建控辩双方启动鉴定程序为主、法官启动鉴定程序为辅的启动模式作为改革的长远目标和发展方向。     

不同的职业 一样的追求——辩护律师对法官裁判可接受性的积极影响

有效辩护原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美国学者D.M贝勒认为,—个与有效辩护密切相关的原则———法律帮助原则,即人们有权聘请律师,至少有以下好处,一是律师具有专业知识,能够弥补当事人知识的不足,避免对抗制诉讼下错误的发生……三是律师参与可以带来某些程序利益,如使当事人更能富有成效的参与审判过程,有助于实现公正,使当事人更好的理解案件。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了律师,特别是辩护律师在实体、程序方面的价值。形式诉讼中辩护律师作用的发挥对于法官形成正确裁判、实现控辩平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体现诉讼程序公正有巨大的作用。因此,已有许多学者发表了有关辩护律师的学术作品。纵观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法官的裁判具有终局的作用,它决定着被告人的命运,从这种意义上说,作为拥有独立诉讼地位的辩护律师,如何积极影响、促进刑事被告人接受法官裁判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然而,学界鲜有这方面的著述。本文作者为突出重点,选取了辩护律师对法官裁判可接受性的积极影响这个角度做了尝试性的探索,以求对有关辩护律师和法官裁判的理论研究以及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关于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的运用

从案件审理者的角度看,司法鉴定是其加以运用从而认定事实的一个手段,但现存的规范多是纯粹程序上的规定,对鉴定具体环节中法官的行为殊有约束,导致了法官在运用司法鉴定中行为的随意,表现为滥用司法鉴定、浪费司法资源、造成瑕疵鉴定结论、对当事人及鉴定人权利保障不充分、鉴定结论审查标准不一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原则上和具体规范上对法官运用司法鉴定的这些诉讼行为引起的问题加以解决,司法鉴定制度也只有关注这些问题才可能更加完善。     

专家参与刑事司法的多元功能及其体系化

从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至今,专家参与我国刑事司法的制度功能变得开放而多元。专家制度功能的多元化,根源于刑事司法的三重逻辑:弥合法律人与专家之间知识鸿沟的“认知逻辑”;落实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权力逻辑”;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与实现控辩平等的“权利逻辑”。从结构主义与整体主义的视角看,当前,刑事专家制度存在明显的体系化缺陷,主要表现为专家制度过度权力化、专家制度功能尚未结构化、专家制度不够规范化。改进刑事专家制度,应当采取体系化路径:首先,将多元专家参与模式调整为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二元专家模式;其次,彰显专家制度的“权利逻辑”,矫正过度权力化倾向;最后,构建系统化的专家制度,为专家服务刑事司法创造制度条件。     

专家、利益集团与公共参与

公共参与制度在行政决策中方兴未艾,而专家咨询机制也愈显重要。在公共参与背景下,公众与专家的角色定位及功能作用亟需反思。纷繁复杂的公共参与理论基础直接影响到专家咨询制度的定位、功能与运行。美国专家咨询制度的经验和教训,为完善我国专家咨询制度提供了借鉴。法治化、型式化、竞争化、公开化是完善我国专家咨询制度的应有取向。     

刑事技术鉴定性质探究

刑事技术鉴定作为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专门性问题的一项工作,因为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倍受关注。如何制定出体现法治精神和诉讼价值的刑事技术鉴定程序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刑事技术鉴定程序的完善以对刑事技术鉴定性质的正确认识为前提。刑事技术鉴定是刑事诉讼行为而非侦查行为,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解决诉讼中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刑事技术鉴定是人的证据方法,鉴定结论是言词证据。     

论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改革包括司法鉴定体制在内的司法制度。司法鉴定既是科学技术的实证活动,也是依法参与诉讼的活动,是科学性与法律性的统一。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司法鉴定的发展方向、管理制度以及管理模式。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完成两个转变:首先是要把各类纠纷和矛盾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使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各种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第二是要把法律问题与技术问题分开,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公正、客观、有效地化解各类社会冲突和争端。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制度规范,作者提出了若干亟需探索的问题。     

专家辅助人制度基本问题研究——以《刑事诉讼法》第192条规定为切入点

新《刑事诉讼法》第192条创设了专家辅助人制度,这是鉴定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但该条规定过于粗疏,缺乏可操作性,实践中需要对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资格条件、中立客观义务、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质证范畴以及申请出庭决定程序等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并细化完善该项初生制度。同时,应基于系统观念,推进相关配套制度建设,当下尤其是应继续深化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加快鉴定人及专家辅助人信息库建设以及制定规范化的刑事鉴定意见质证规则,惟此方能实现该制度的立法目的。     

鉴定人出庭与专家辅助人角色定位之实证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试图改变鉴定人出庭率低的现状,为此完善了鉴定意见审查规则;相应地,新确立的专家辅助人制度也被寄予厚望。从理论上看,保障被告方的对质权应成为上述改革的主要支点。但实证研究显示,鉴定人出庭率并没有因为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而显著改善,鉴定人与法官对于鉴定人出庭都缺乏积极性;专家辅助人在法庭上的角色定位是模糊的,其在鉴定人、证人、辩护律师和其他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等角色之间徘徊。应当围绕保障被告方的对质权来完善必要鉴定人出庭制度,在保留职权化和强调中立性的鉴定制度的同时,赋予专家辅助人意见以证据能力,以构建控辩平等的司法鉴定体系。     

论司法鉴定人资格

司法鉴定人制度是司法鉴定制度的核心,而明确司法鉴定人资格是完善司法鉴定人制度的前提。在对司法鉴定人的资质控制上我国一度处在规定不明,审查不清,制度混乱的状态,这也是导致许多案件所依据的鉴定结论反复出现矛盾的原因之一。通过比较国外相关制度,梳理我国现有制度的弊端,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司法鉴定人资格的若干建议。     

我国警察体能评价体系研究

警察体能是指警察在先天具有的遗传素质与后天经过训练形成的身体有形能力和无形能力共同构成一个多层次的相对独立而有机的内稳态自组织系统结构。它是由身体形态结构、身体机能、身体素质、智力、心理、适应能力、健康状况等部分组成的复杂而有机的内稳态自组织系统结构。应建立我国警察体能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对体能各级指标体系进行分析，以期对警察体能评价体系有新的认识。     

专家证据评判标准的演进思考

专家证据以其“意见性”和“科学性”吸引了法庭基于维护事实认定独立性忧虑的可采性标准的研究。这一研究对象以实行对抗制庭审模式,存在大量相关证据判例的美国证据规则最具典型性,通过对弗赖伊案、多伯特案以及《联邦证据规则》相关条款的解读、分析及其演进脉络的疏理和反思,探讨蕴含在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标准变化规律中的理性因素和思辨精神。对比我国鉴定意见在适用现状和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反思我国缺乏鉴定意见科学性评判标准的问题本质,推动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