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国际问题政策研究的学术性

国际问题的政策研究是一种学术研究，与理论研究、政府决策构成一个相互影响的链条。中美两国在三者关系上存在着不同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需要有问题意识的理论研究和经过理论及方法训练的政策研究。提高政策研究的质量需要进一步强调学术独立性、研究方法、学科专业化，以及政、商、学、媒之间的互动。     

作为修养与技艺的“历史”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前者兼具艺术性与科学性，处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而后者作为政治学的分支，一般认为属于社会科学。①它们既有共同知识兴趣带来的关联，又有学科分化造成的区隔。我们时常看到历史学家批评国际关系学者空言浮泛，而后者也不时嘲讽历史学的“琐碎馒订”。②持续的辩论交流间虽难免偏见误解，但的确使两者在学科属性、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及方法路径、评价标准等方面的差异得到了清楚的揭示。③可以说，重要的已不在划界，而是在明了各自局限的基础上，借鉴对方的知识与方法，使之适用于本学科的研究。④     

学术性的政策研究：路径与方法

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并非是对立或者不同的两个领域。高水平的政策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更是理论研究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经验来源和动力。目前，中国的区域研究和问题研究十分薄弱，而且，中国还面临着诸如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在国际利益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如何作出有效的战略应对等现实问题，这都需要国际关系学术界加强和发展高水平、学术性的政策研究。     

试析两岸关系中的“治权”概念

目前“治权”概念具有模糊性。它是政府的统治权力，既不同于自治权，亦不同于管辖权。在一个主权之下，是否可以存在多个治权，既缺乏充分的理论论证，也没有充足的国际实践作为支撑。对于台湾当局“互不否认治权”的提法，大陆宜慎重处置。     

有助于对外政策制定的几种知识类型

要处理好国际问题研究中学术性和政策性的关系，一条重要的途径是发现某些有助于政策制定的知识类型。欧内斯特·梅、亚历山大·乔治和白鲁恂三位学者分别在历史案例研究、中层理论，以及国别和地区研究等领域有突出的表现，这三种知识类型有助于缩小国际问题研究中学术和政策之间的距离，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通过提供和运用这些类型的知识，学者可以对政策的制定产生积极的影响。     

美国对台政策调整中的智库因素：以“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为个案

近年来,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加大力度调整对台政策,不断冲撞历届政府遵守的“一个中国”政策。一些美国智库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具有台湾民进党当局“官方”背景的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尤其活跃。这家致力于提升美台关系的小型智库地位特殊,擅长运用多种组合策略介入美国涉台政策过程。中美战略竞争的强化,为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影响美国对台政策提供便利,但长远来看,该智库在对台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仍将受限。     

“找回外交”：理论、制度与实践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外交研究不被重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方面，即传统的外交研究的理论价值较小和政府主导的外交日渐式微。为了使外交重新成为国际关系学关注的核心，需要借鉴其他理论，制度主义能够为外交研究的议题设置和研究方法提供有益的帮助。由此，对中国外交一些重要议题的研究，如实现互利共赢战略的方式、外交制度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中国的大国威望与外交手段之间的关系、国际制度和中国外交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可以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外交理论的发展。     

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三十年之省思

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一个中国”的政策是维系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政治基础。30年来，国际局势和两岸关系大幅变迁，美国历届政府虽宣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构成这一政策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固有矛盾始终无法调和，甚至屡屡发生《与台湾关系法》凌驾于三个公报，     

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特征、主要内容及影响因素

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及其动向事关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将对中美关系、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关系、海峡两岸关系产生直接影响。特朗普政府有别于奥巴马政府,台海政策不在其施政的优先位置;台海政策从属于美国的对外战略、亚太战略与中美关系,但突出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台海政策整体上服务于美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同时服务并服从于"让美国重新伟大"的目标;这些构成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的主要特征。基于此,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主轴仍是"分而不独、和而不统";不会"弃台",不会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但也不会严格按照"一个中国政策"行事,更不会支持中国统一;不希望两岸关系紧张或发生军事冲突,也不会让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障碍。影响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走向的因素既包括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和官僚体系对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的认知,也包括中美关系的发展,还包括台湾民进党当局的对美活动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演变。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敏感问题,但在不同阶段其敏感程度有异,这取决于中国大陆对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调整的反应与反制程度,以及特朗普政府是否明确中方底线。     

马英九当局“双重提升”战略及其影晌

在台湾问题的发展过程中，大陆、台湾和美国是最主要的互动方，因此台湾对外战略最主要的关注点就是处理与大陆和美国的关系。台湾当局的对美政策和大陆政策之间并非是割裂的关系，而是存在着重要联系。从台湾惯常的逻辑思维来看，大陆对台政策的目标是实现两岸统一，而且统一的进程中并未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因此两岸关系应是敌对关系，台湾不应该也不可能与大陆开展全方位的交流。     

民进党执政期间“侨务”政策探析

“侨务”政策是台湾当局拓展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败退台湾以来的数十年间．台湾当局的“侨务”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的巩固与海外侨社的传统关系，争取侨心认同。积极服务于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逐步转向以“侨务”推动“外交”、以文化维系侨心的过程。2000年3月台湾实现首次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台湾当局推展“侨务”政策的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论“两国论”对国家利益原则的践踏

尽管国际社会出现了日益加强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有人甚至认为国家利益已经过时。但在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实世界中，国家利益始终是国家内外政策与行为的根源和立足点。离开国家利益就无法谋求和确保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离开国家利益也就无法认清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本质。国家利益无疑仍是当今国际关系中主权国家制定内外政策的出发点，也是衡量政府行为正确与否的基本标尺。从我国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民族，是我们的崇高目标和神圣使命。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国家利益为第一需要，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     

和平发展时期“两岸政治关系”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探讨

和平发展时期“两岸政治关系”理论内涵包括两岸之间政治对立、政治互动、政治互信、政治定位与政治合作等，这五方面关系总体上是逐步递进关系，如在存在政治对立情况下开启政治互动，通过政治互动增进政治互信，并在此基础上面对与处理政治定位，最后开启政治合作；同时这五方面也存在彼此促进、互为条件关系，如在政治互信基础上开展良性政治互动，反过来会增进政治互信；如果政治定位能得到妥善处理，政治互动会更顺畅，政治互信会更强化，政治合作也能深入开展。“合情合理安排”“两岸政治关系”路径包括双方协商、平等协商、务实协商与公权力协商。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儿童福利研究历史回顾与研究模式战略转型

2010年是中国社会福利元年与儿童福利元年。中国特色儿童福利制度框架设计与福利服务体系建设首次成为独立性、国家性和战略性议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政策议程的战略重点。本文采取文献回顾、政策研究、参与观察和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等方法，首次全面、系统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研究的历史进程，概括不同时期特征，并且据此提出研究者心目中理想的理论分析框架，指明儿童福利制度研究范围内容与方向。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研究历史回顾发现，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发展缓慢的主要根源是儿童福利理论政策研究严重滞后，儿童福利等理念尚未成为“社会共识”。最后，笔者提出如何深化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尤其是儿童福利理论政策研究的若干政策建议。     

“民生清单”与你我息息相关

正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民生新举措令人关注。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民生清单"既强调纾困兜底,又强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诸多百姓生活的热点、焦点、难点,都在"民生清单"里得到正面回应。就业: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予以政策支持,加快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就业政策,一是聚焦稳岗位: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给予必要的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二是拓渠道:拓宽市场化就业渠道。     

“不安”的代价

一个“不安”的生产环境，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毒瘤。一颗正视灾难，有所不安的心灵，才能引发应有的思考与行动。     

十年来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评估

“95—96年台海危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转折点，两岸之间从此结束了一段具有共同接触、协商基础与双方关系持续改善的时期，进入一个政治上更加对立的时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台湾当局的大陆经贸政策从相对积极走向保守消极，加强管制从此成为其大陆政策的主轴。不过，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与巨大的经济利益下，10年来，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仍取得重大成就，两岸产业分工格局出现全新的变化。然而，不可否认，“95—96年台海危机”后，由于两岸政治关系的恶化与两岸两会接触的中断，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发展目标尚未实现，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未能建立，两岸直航未能实现，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呈现出一种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相背离的反常发展状态。     

关于“一国两制”理论形成的几个问题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我国政府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政策,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在《邓小平文选》中,有两处地方直接     

西方政治学界对于“定量霸权”的反思与批判

定量研究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学界(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界)的主要研究方法,但也出现了"定量霸权"的局面。同时,定量方法日益繁杂、深奥,出现为定量而定量的状况,并且定量学者的学术著作日益"小众化"和"圈子化",定量研究的弊端日渐显现。为摆脱"定量霸权",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反思并批判政治学领域里定量思维的统治地位。一些西方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定量分析存在种种不足,政治学研究必须摆脱"物理学嫉妒"。另外,也要认识到政治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两种独特的文化即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者分别具有各自独特的研究程序和研究逻辑,本质上两者并不存在彼此对立的关系。为超越"定性—定量鸿沟",政治学者必须摆脱对特定方法论的盲目崇拜,要以问题为导向,以问题去选择研究方法,而不是从研究方法去选择研究问题。     

大学章程为何“难产”

大学章程实际上是对大学内部的各种权力格局进行重新分配,并加以固化,这必然要涉及众多利益主体的关系的重新调和、博弈与平衡。历时7年,经历了3任校长",草案修改了10稿之多。至今,北京大学尚未拿出一个可供公开讨论的《北京大学章程(讨论稿)》。作为公开宣示办学理念、定位及治理大学的最高准则,大学章程也被视为大学的"宪法"。我国1995年实施的《教育法》也明确要求大学应有章程。然而,长期以来,我国2000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