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泛化与文学理论重建

文学与非文学界限日益模糊 ,文学理论对象逐渐泛化 ,文学理论研究遇到问题。这种对象泛化是由于将文学现象“视听化”造成的 ,文学理论的“文化转向”又加剧它的发展。这可以说是对文学存在的根本性颠覆。文学理论的对象仍应是语言艺术的文学 ,文学的“文化研究”应是对文学作为特殊文化现象的探讨。如果“文化研究”只是研究文学以外的东西 ,那文学理论就被排斥和吞没了     

试论大陆与港台文学之间的立体观照

大陆、香港、台湾的文学,基本上是以汉语或华文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自然会受到同一类型文化的影响,产生较多的美学及文化的默契与共识.两岸三地各自不同发展趋势的都市文学与他们各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些具有文化代表性的城市又在各种层次上存在着某种联系.港台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无论它们的文学形式怎样变化,它们依然与大陆文学属于同一系统.     

“白马湖散文”风格浅析

“白马湖文学现象”应该是发源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形成于浙江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的一个独特文化与文学的现象。在白马湖畔,不仅开始了这群(同人)作家的集体聚合,而且在与风光旖旎的湖光山水的融合中,形成了他们基本的文化个性与艺术风格。     

殊途同归--《黑暗的心灵》与《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之比较

康拉德在其代表作<黑暗的心灵>中描述了航海的故事,<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马林诺斯基描述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文化的第一部人类学专著.他们的作品都反映出他们对于海洋的向往、对于异族文化的眷恋、对于西方文明的反思,同时以现实主义的文学反映出了人类学文化.所不同的是,康拉德在他的小说中通过航海的故事探索了西方人的心路历程,同时发出了对人类精神的追问;马林诺斯基则是通过对异族文化的描述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他的"文化的科学"的民族志作品中明显带有现实主义小说的痕迹.     

《诗经》与礼乐文化精神

在我国古代庞大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几乎每一种性质的思想文化都有其相应的文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甚至彼此融合。文化思想的这种复杂关系决定了文学对于文化思想的认同也不可能单一化:在《诗经》的各类诗歌中,如果说祭宴饮诗属于礼乐思想文化体系,是对于礼乐文化的认同。     

论当代武侠小说中的民族文化心理

武侠文学是最受中华民族欢迎的文学样式之一,当代武侠小说则更具有魅力,拥有着无数的读者,这些都与武侠小说中描写的＂武＂与＂侠＂所具有的民族性及其独特的审美文化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代武侠小说古龙、金庸,更是通过其独特的视角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创造性的融入到他们的武侠小说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处处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在此,我们就他们小说中所表现的中华民族本性的暴力倾向和在当代社会环境中,中华民族所表现出的不同的侠义崇拜心理及由此对人们的影响做一些初步的论述。     

文学传播中的文化认同

作为美国文化的载体,美国小说常常站在强势人群一边,体现出对＂他者＂的偏见,如果认同了这种文化,就是认同了美国的强权主义文化。美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基督教、白种人、男权文化,美国小说的作者对这种文化的代表通常会给予肯定或赞誉之词,而对于他们的对立人物则常有贬低歪曲之嫌。阅读著名的美国小说《白鲸》、《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与《瑞普.凡.温克》之后,读者很可能认同其中对于异教徒、非裔美国人和女性的刻画,这就是接受了偏颇的文化暗示产生的结果,这样的文学阅读实际上是一种误读,因为它是狭隘片面的。     

波希米亚智慧与19世纪浪漫主义精神的形塑

波希米亚人是流浪在欧洲的吉普赛人,他们与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有着精神上的密切关联.一方面,他们的流浪特性、瞬间意识、及时行乐观念,乃至他们的犯罪意识不仅使他们成为最具有现代色彩的人群,而且对于困顿中的艺术家们是一种镜照;另一方面,来自古老东方地区的民族身份的神秘、来自底层社会的民间力量的特殊,对资产阶级社会知识分子们的审美观念有着全新启示.波希米亚人对现代艺术运动的贡献远远超越文学形象范畴,在多重意义上形塑19世纪浪漫主义文化精神.     

献祭于湘楚文化:解读沈从文的文化策略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具特色的作家，沈从文以其独具的文化特质为文学的盛宴奉上了极为精美与充满人性人情的作品。而通过对其大部分作品的解读与文化审视，我们发现，在其作品中最为深刻、最为凝重的东西乃是他浓浓的楚文化情结。这不仅表现在其文化基座乃是荆楚遗风，而且还显现于湘楚文化构成了其文化的主要潜结构，而且这种文化选择最终形成为文化情结，这成了沈从文作品最为动人的颜色。     

与活的中国面对面——魏理与中国文化人的交往及其意义

在20世纪西方汉学史和中国文学外译史上,阿瑟·魏理(Arthur Waley,1889—1966)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尽管他热爱中国历史与文化,著译等身,在英语世界中名闻遐迩,但终其一生却从未到过中国。他所了解的中国,主要是通过书面阅读,是存在于书本中的、历史上的中国,是充满想象和建构的古典中国。由于魏理的职业和声名,他与到访或居留英国的中国文化人有诸多交往。这些中国文化人都是当世精英,一时翘楚,对魏理来说,他们代表着活的中国,同时也是现实中国的符号。与他们的交往,使魏理与现实中国总算有了某种直接接触,对于增加魏理对中国文化的亲切体认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翻译中国诗歌小说,都有积极的意义。     

新旧"台北人"的精神境遇

白先勇、朱天文皆以怀旧、恣肆的文学姿态去审视历史与现实,重构沧桑人事。如果说白先勇认为世事无常、人生难料,因而以对于过去的留恋、缅怀来表达今昔非比的时空感叹的话,那么朱天文则无疑铺陈了“世纪末的华丽”,在她的小说中对现世的迷恋胜于对往昔的伤感。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时空变换的敏感把他们的文学推向了一个共同维度,即一种时空感怀与现世浮绘相交织的文学想像。     

东干文学研究对海外华语文学理论构建的启示

东干文学是中亚的华裔文学,是海外华语文学领域中的新成员。东干文学在文字、语汇、文化等方面有着其他区域华语文学无法替代的特性,比如东干文字的拼音化、对晚清乃至宋元时代语汇的保留以及文化上兼具俄罗斯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多元性。这些特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方法都为海外华语文学在学科的命名、整合研究以及未来发展中的生机与危机等理论构建与深化提供了一些启示。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思考

一、文化与传统文化狭义的文化观,把文化限定在精神领域,认为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观念形态的东西。而文化的本质源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样需要从“人类———实践———文化”这个系统中来理解文化的产生与作用,没有实践活动就没有文化的产生,没有文化的发展,实践活动的深度就无法拓展。马克思说,人的建筑活动与蜜蜂的筑巢活动不同之处就在于,人的头脑中已有了建筑物的蓝图。人通过头脑中的蓝图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建筑,这头脑中的蓝图,便是人类文化的表现之一,这建…     

传承与突破——欧美华人女性自传文学创作谈

突破了传记写作与女性写作的窠臼,大陆出身的欧美华人女作家以跨文化人的身份在其自传体文本中开拓了一种超越性别角色、民族立场的创作视角。摒弃了尖锐的性别立场与女性私人叙事,作品把个人心灵史的展示与社会历史叙事相互渗透,其西方价值体系为本的现代意识、“女性个体生存观”与文化比较的视野等等使欧美华人女性自传体创作完成了对于现代中国女性文学、自传体文学、华裔少数民族文学在价值评判、文化反思、性别观念、审美范式等诸多方面的创新与超越。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几点思考

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历史 ,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 ,这叫做“文学本位” ;文学史是“史” ,是文学的发展史 ,应当运用史家的眼光来观察和研究文学的现象 ,这叫做“史学思维”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 ,强调文学与文化的关系 ,将文学放到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 ,这叫做“文化学”视角。此外 ,文学观念的更新和文学史研究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当代性与历史性的关系问题在文学史研究中也极其重要。     

欧洲小说的多义性初探——“文化场域”中的塞万提斯和昆德拉

文化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因之一,移民文化的融合与跨国文化的交流对欧洲文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关联。文化对欧洲小说的多义性中也得到了集中体现。文章从文化融合和文化交流的场域重新检视欧洲文学相对多义性的两种发展趋势,分别从欧洲文化融合场域探究文学多义性的增强趋势;从欧洲文化交流场域探究文学多义性的减弱趋势。在文学领域,文学的相对多义性呈现出的增强趋势有利于丰富文学作品的内涵,具有价值;文学的相对多义性呈现出的减弱趋势的文学价值不及前一种文学现象。但从文化层面讲,文学的相对多义性呈现出的减弱趋势这一文学现象却更具价值,因为在文化领域意义的差异的过度化对文化对话而言不见得就一定是好事。总之,通过探析文化对文学创作影响的机制,人们可以通过文学对话的例证探求文化对话的实现路径。     

交织在历史中的中西异质文化碰撞——自唐至明清之际基督教精神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连绵不断的异质文化碰撞,打开了遥远而又陌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扇窗口。基督教精神拓宽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视野,既为宗教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又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遂突破了"天圆地方"的传统空间观,而代之以"东西两半球"的"天地圆体"的世界目光。黑格尔说过:"艺术到了最高阶段是与宗教直接相关系的。"文学是真理的敞开与澄明。21世纪虽然物质生产高度发达,但人们仍离不开宗教,也离不开文学。文学的受众是人.其主要作用于精神。宗教的受众也是人,也同样主要作用于人的精神。二者的合力又如何呢?这已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伦理理性、伦理现实主义与当代文学——兼与贺绍俊先生商榷

中国的理性是一种伦理理性 ,尤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 ,这种理性对于文学显在的和潜在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深入探讨伦理理性以及建基于这种思想文化之上的伦理现实主义与当代文学的关系 ,对于当代文学史的重新建构具有重大意义。     

试论日本文化的源与流

无论是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抑或是从文化发生角度看，从属于汉文化分支的日本传统文化到属于东西合璧的日本现代文化，都是一种多源汇流的文化。日本文化的特质是采集东西文化成果，消化变形为日本民族独具特色的东西方汇流文化。中国文化对于日本文化曾起到过重要的哺育作用，日本文化吸收了中国文化的诸多要素，但是日本不是简单地克隆、复制外来文化，而是按照自身文化特征消化、吸收外来文化，并将其融合到本民族血脉之中。     

论二十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现代悲怆意识

中国20世纪文学史是一部乡土文学在现代文化语境和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的流变史。乡土文学这个主题蕴涵着现代与传统、救亡与启蒙、幻想与现实、离去与回归等现代文学母题。乡土文学在对传统文化的留恋与批判,对现代文明的拒斥与认同等多重叙述中,折射着20世纪乡土作家们作为叙述主体巨大的精神困境和无法摆脱的现实和文化宿命,他们为中国20世纪文学书写了悲怆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