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村委会选举中引入诉讼救济机制的法律探讨

村民享有选举村委会成员的法定权利,但村委会选举实践中村民选举权利常常受到各种主体的非法侵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选举诉讼救济机制的缺位。我国现行法律对村民选举权利救济制度的规定极不完善,应尽快将诉讼机制引入到村委会选举中,加强对村民选举权利的法律保护。     

假象行政行为的界定和权利救济

假象行政行为应当界定为具有行政行为效力外观但实体上不成立行政行为且可归责于国家的情形,这主要包括行政机关未有效送达、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和形式使用错误三种情形。面对假象行政行为产生的事实性效果,受影响的公民应当获得澄清的机会,以消除该行为给自身带来的法的不安定性。行政行为是否成立的不确定性不能给公民造成不利后果。但允许行政相对人对形式行政行为提起撤销之诉会造成出现行政诉讼意义上的行政行为,不仅违背有效权利救济原则,还会影响行政诉讼类型化的构建。     

试论假象行政行为及其法律救济

假象行政行为实践中容易被误认为是行政行为,但实质上未成立行政行为,仅外观上具有行政性特征。在决定以何种案件受理时,经常会因起诉者与受理者理解上的差异而出现原告投诉无门的现象,因此可以考虑将其先作为行政案件受理,以便为当事人的权利提供及时的法律救济。     

浅析我国行政程序违法的行政救济

有权利就有救济,无救济的权利只能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权利。对权利的救济不仅应包括实体权利,还应包括程序权利。本文在界定行政程序违法的基础上,对我国法律关于行政程序违法的救济范围、救济方式等作简要的探讨。     

论行政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障和法律救济--兼从公益与私益博弈的视角分析行政规划的法律规制

行政规划的频繁运用是现代行政的一个重要特色之一。必须防止行政规划利益配置的异化,实现公益、私益博弈的良性动态平衡。在充分保障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障利害关系人权利和利益的实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必须克服各种因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影响规划利害关系人权利实现的现实问题,改进权利实现路径,完善制度设计,重点是完善和加强规划确定裁决前的程序保障和确定裁决后的法律救济。     

对行政公务员权利救济的若干思考

行政公务员在受到内部行政行为侵害时,有其特殊的救济制度,这不同于一般公民的权利救济。本文结合各国对行政公务员权利救济的规定,对我国公务员申诉控告权进行了思考,论述了公务员复议权的构建,并探讨了权利的司法救济,试图扩大公务员的权利救济途径,完善公务员制度。     

论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自纠

与传统的异体、外在的监督和救济制度相比．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自纠是一种自体监督、自我纠错．具有“低投入高产出”的正效应。违法行政行为自纠的对象应当涵盖全部有瑕疵的行政行为,即不仅仅针对违法可撤销的行政行为．而且对于不正确的行政行为、不合目的的行政行为也同样适用;行政自纠的主体不排斥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监察机关和复议机关．但重点应当是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自身;自纠的方式包括撤销、治愈、转换、确认违法;在构建违法行政行为行政自纠制度过程中,应当关注违法行政行为的行为类型、瑕疵性质、时空要素和启动方式等。     

论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救济

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大量行政事实行为造成的损害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济。本文指出为了适应宪政发展的要求,应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合法行政事实行为侵权和与职权相关行为侵权的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中,从而更好地保护相对人利益。     

村委会选举中贿选的法律规制建议

伴随着村委会选举竞争日益激烈,破坏选举规则的现象也逐渐暴露出来,贿选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从信访、上访以及地方掌握的情况看,村委会选举的贿选比例大概在1%-3%之间。＂本文从分析村委会中法律中治理贿选的法律缺位和相关规定的缺乏操作性入手,给出了贿选的法律规制建议。     

行政救济——村民自治权救济的第一道屏障

村民自治权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权力。但村民自治权在实现过程中常常受到行政权的侵害，主要表现在：干预民主选举、干预民主事务、干涉村民的生产经营权、行政不作为等。在村民自治相关的法律法规尚未完善之前，当村民自治权受到侵害时，行政救济应当成为自治权救济的第一道屏障，其主要救济途径有行政复议、信访救济、行政处分、行政调解、行政赔偿、行政补偿等。     

反思与超越:中国语境下行政抵抗权研究

抵抗权在西方国家产生后,先后在政治层面、宪法层面以及行政法层面得到发展。由于无效行政行为存在理论上和实证上的困境,作为程序性权利的抵抗权也存在诸多困境。因此需要设计行政抵抗权制度构建的路线图,并创设相应的结构模型: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抵抗权制度,完善公民参与机制,以及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请求宣告无效之诉"制度。     

论给付行政中行政私法行为的法律约束

随着公法和私法的融合、福利国家的兴起,给付行政已成为当代行政的重要内容。给付行政的崛起,需要行政主体大量使用新型的行政私法行为。对于行政私法行为这类兼具行政和私法双重性质的行为,单凭公法或者私法一方的力量难以进行良好的制约,而应当综合运用公法、私法予以法律约束,努力打造行政私法行为的公私合作约束模式,即它们在实体上受公私合作理念影响的法律原则和规则的制约,在程序上遵循行政程序和民事程序相谐调的行政私法程序,在权利救济上实行由性质主导的私法、公法二元化救济。     

试论行政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基于行政合法性原则、证据合法性要求和人权保障、程序正义要求 ,行政程序中应当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我国现实情况决定了行政程序采纳这一规则不能过于严酷。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实有检讨、重构的必要     

我国住宅权行政法保护缺失分析

住宅权作为宪法规定的一项自由权,尚未扩张到生存权意义上的公民“对住宅”的权利,对该权利的保护,目前还是行政法的盲区。即使是对自由权意义上的住宅权的保护,我国的行政法也存在很多缺陷:一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在保护公民的住宅免受他人非法侵入上还存在住宅范围不清、“非法侵入”的标准不明等缺陷;二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土地管理法》在尊重公民住宅权上也存在不少疏忽;三是住宅权事实上是一种没有救济的权利,目前只能将住宅权降格为财产权并依据《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获得很少的救济。     

行政调查活动的法律程序分析——以相关法律制度规定为样本

在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中,行政调查被作为两种概念在使用,一是指行政调查方式,一是指行政调查活动。行政调查应当是指以查明事实为目的的全部调查活动过程,其本身不具有行政行为的独立法律意义,而行政调查方式是实现调查活动的手段或措施,须以法律规范明确授权为限,且可能独立表现为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区分依职权与依申请两种不同程序模式下行政调查的程序规制,并对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与被调查人的法律地位予以区别。     

“权利救济”与“内部监督”的复合——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分析

关于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内部监督;权利救济;解决纠纷。每种观点都有其自身的优点与缺陷。实际上,三种功能有着相通的内涵,因此行政复议制度是监督和救济的集合,在制度设计上应当注意不同功能的并重。     

多维度的选举权——基于霍菲尔德权利理论的一个分析

选举权包含多种法规范上的地位和关系，可看作一个有关选举的权利束。按照霍菲尔德的权利理论，可以从权力、自由、豁免和求四个维度来理解选举权。在权力维度上，选举权意味着对授权和代表关系的法律控制力，选民行使选举权的结果便是授权和代表关系的形成、变动和消灭。在自由维度上，选举权意味着个人有权自由地行使选举权力，不受国家、组织和他人的干涉。在豁免维度上，选举权意味着公民有不受约束的选举自由，国家没有不当干预选举自由的权力。求维度的选举权与其他维度的选举权紧密相连，它以选举权之权力、自由和豁免三素为主张对象，在一定意义上，其他维度的选举权只有与求维度的选举权结合起来，才能变得更有力、更具有可实现性。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对行政权的规制——以物权法的公布为背景

《物权法》确立了平等保护、物权法定、公示公信的物权三原则,明确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并对行政权产生了相应的制约。平等保护原则要求国家、集体和个人在土地承包中地位平等,征收土地足额补偿,行政机关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应承担与私人侵权等同的法律责任;物权法定原则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修改相应的法规、遵守行政法中的法律保留原则;公示公信原则要求行政登记主体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切实做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发放工作和流转登记工作。     

行政起诉制度的若干问题探析

行政起诉权是现代宪政国家公民和组织的一项基本权利。由于现行行政起诉制度忽视起诉程序的纠纷解决功能,混淆起诉要件与诉讼要件,起诉证据规定不明确,当事人缺少最低限度的程序参与,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保障国民行政起诉权的需要。应遵循诉权保护、程序正当、司法最终三大理念,走出"庭审中心主义"的误区,完善我国行政起诉制度。     

行政救济法上不停止执行原则的再思考

行政法上的不停止执行原则是行政救济制度中的一项特有原则。从比较法上看,无论采取停止执行或不停止执行,域外制度设计一般认为其在性质上属一种暂时权利保护措施,以达到救济的有效性。我国确立不停止执行原则的基础在于维护公共利益,缺乏救济过程中对个人权益的保护。我国立法需因应现实,修正确立基础,明确行政救济对个人权益保护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针对立法问题予以修正,确立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行为停止执行原则,构建法院和行政机关的停止执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