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同治理"中的"社会回应"

在市场化、民主化进程中,近几十年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社团革命",使共同治理模式的建构成为一种必然,并把建立"社会回应"机制这一与之关联的理论和实践的应然要求凸显出来.然而,从公共管理视角看,社会回应是政府共同治理模式的一种外部机制;而从社会学审视,"社会回应"("social reply")是共同治理模式的内在机制,是指公众在特定场域中依据社会和自身双向价值准则对政府及公共政策诉求与期望的认同程度和应对过程,以及政府对公众诉求和愿望的认同与实化.     

社会问题的双重建构性及消解策略——有关社会问题“元理论”的重新探索

社会问题从本质上看是客观（物）和主观（人）双方双重建构的产物。因此,忽视主客观其中任何一方都将使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产生局限和偏差。在这个意义上,社会问题的消解策略应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人手,一方面解决主观建构的意识性,另一方面解决客观建构的存在性。建立社会预警机制和展开社会控制和管理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社会工作为社会问题治理提供了新的诉求渠道。     

技术革命视阙中的"后人学"转向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传统人本主义的范式日渐衰微,出现了所谓的"后人学"转向.要正确理解这一复杂现象,除需从哲学层面上进行理论探讨外,还要从技术革命的角度进行剖析.本文拟从哲学史角度考察人本主义到"后人学"的演变历程,以技术革命的视角重新审视该过程,揭示"后人学"转向与技术革命的内在联系,认为生物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是"后人学"转向的重要社会历史背景,"后人学"思潮可分为极端派和建构派,该转向是人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     

构建"中国俗哲学"与"中国俗哲学史"之初步设想

在文史哲三大领域,"俗学"与"俗史"研究得最充分、进展最大的是文学,其次是史学.虽尚无人出版一部<中国俗史学史>,但毕竟已有学者开始讨论这一问题.进展最慢的是哲学,至今还没有人提出"中国俗哲学"与"中国俗哲学史"这两个概念.从谢无量<中国哲学史>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到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它们代表着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建构"中国雅哲学(史)"之努力.但从他们对于"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界定看,还应有一个"中国俗哲学(史)"的存在.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等领域之观点,既都有上位与下位之别、雅与俗之别,我们能构建出一部"中国雅哲学(史)",当然就有可能构建出另一部"中国俗哲学(史)".就其地位看,"中国俗哲学(史)乃是中国哲学(史)之"重心",没有"中国俗哲学(史)"之复兴,便没有"中国哲学(史)"之复兴;没有"中国哲学(吏)"之复兴,便没有"中学中理"之复兴.     

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到"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两个重要命题,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1957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20年的时间里,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执政党与革命党的角色发生了错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彻底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     

"公有资本"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公有资本是中国改革实践中的创新,正式提出见于党的十五大报告。从《资本论》的逻辑看,公有资本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对(私有)资本的扬弃。从今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看,公有资本对我内政、外交、经济、政治等多方面有重要意义。公有资本的建构是一复杂的社会工程,既实现于最后完成之时,又存在于建构过程之中。该过程充满矛盾和风险,需要相关操作者高度的责任感和创新精神。     

论"三个代表"与发展民主政治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通过反帝反封建斗争以建设民主政治的伟业,在新中国的较长时期里还是遭受了严重挫折.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使中国共产党在主观上努力体现"三个代表"的同时,在实践上却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背离.时至今日,传统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和习惯势力,在现实生活的许多领域中都还阻碍着我国社会的发展.本文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的回顾,着重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实践"三个代表"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辩证关系.     

"公务员热"面面观

以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为标志,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正式诞生.从1994年开始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以来,"公务员热"持续升温,报考人数逐年上升,特别是最近两三年间,人们对公务员考试的热情空前高涨.面对一年胜过一年的"公务员热",报考者、公众、学者、媒体反应不一,观点各异,从不同角度折射出多样的社会心态.     

"中国化"与"还原化"之间——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复杂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兴盛发展,与其成功地中国化密切相关.从外在的历史旁证和内在的理论根据两个角度对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过程的复杂性做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内在张力之下逐步前进的.因此,其中国化的过程是曲折的、复杂的,而不是单向的、简单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的实际情况看,"中国化"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都有一定程度的进展,而"还原化"的面向则相对示弱,但是,"还原化"思潮必然会反复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     

艾滋政治、社会重组与公共治理

在当下社会转型语境下,传统固化模式下的艾滋病问题研究范式和解读视角需要理性重构.如何不拘泥于医学-生物学单-艾滋研究模式,并深入挖掘"艾滋病"这个概念及其所蕴含的现实意义,寻求新的应对策略和"问题一模式"的建构,对艾滋治理有着重要意义.从公共安全、政治稳定、国家兴亡的宏大视阈看,"艾滋政治"话语的产生、艾滋问题的政治建构不可回避.面对传统意义上艾滋病治理的某些失范,在当前中国社会面临重组的现实背景下,寻求"艾滋政治"的理性思路和多中心治理成为艾滋病与社会问题研究的必然路径.     

"恶法非法"传统在当代中国法治中的养成:阻却因素与实现进路

"恶法非法"传统在中国社会的养成是法治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小农经济是阻却"恶法非法"传统产生的直接根源:欠发达的市民社会是阻却"恶法非法"传统发展的社会动因;儒家文化是阻却"恶法非法"传统生成的文化因素.在这些经济、社会、文化的因素阻却中,"恶法非法"传统在当代中国法治中的养成可以从如下路径推进:从制定法律上防止恶法产生;从法律的实施上良法得以实行;从法治理念上法律被民众信仰;从救济机制上对"恶法"的危害及时矫正.     

经济一体、两岸一家——"两岸黄同市场"机制构建

"5·20"之后,两岸关系出现了重大积极变化,"两会"恢复协商为两岸经贸合作插上腾飞的翅膀.从功能性合作向制度性合作转轨的过程中,在"一个中国"框架下建立"两岸共同市场"无疑要从"坐而言"进入"起而行"阶段.     

酒啊酒,如此过量为哪般?

"酒祸"的发生与酒的饮用过量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从主观上讲"酒祸"的根源在人而不在酒.但从客观上看,"酒祸"频现恐怕也与职场酒局过多有直接关系.     

"一大"之前的中国共产党相关问题研究

从1921年下半年起至1930年的各种相关文件均认定,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党刚建立时,有很短一段时间叫作社会共产党。从语词结构上看,"社会共产党"是偏正词组,"社会"只是前置修饰词,"共产党"才是主干。按照李大钊、陈独秀的理解,与第二国际决裂站到了第三国际的大旗之下的共产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在中共一大召开前的11天,张太雷经共产国际批准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名义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并在会上发言。所谓"共产主义小组"的提法是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一大"之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北京等地展开了最初的工运工作,初见成效。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只是中国革命一个良好的开端,有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并不等于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现成答案。党的光辉历程就是走自己的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自己想问题。     

"和"的内蕴:历史与思想的双重考察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中,"和"的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与至为深远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和"的思想经历了从具象到抽象的演变.同时,"和"的思想生成亦有其内在根据与构成原则:内在根据既源于"和"字本身的内涵,又在于它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实践之中,还在于它具有超越具象存在形成抽象化内涵的潜质;其构成原则主要有差异性与统一性、平等性与互补性、原则性与权变性.在中国古代,"和"以无比丰富的思想内蕴极大地影响了各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社会政治乃至人们的言行举止.以至今天,不论是学术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乃至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还依然深受"和"之思想的浸润.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政治发展道路"命题的提出

在党的文献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命题的提出,是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从四个维度探析“看齐意识”的形成和实质

"看齐意识"是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的"四个意识"的重要内容之一,内涵十分丰富。从传统文化上看,"齐"是中国儒家推崇的理想政治秩序;从理论溯源上看,"看齐"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组织特征和原则要求;从革命历史上看,"看齐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对集中统一领导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从现实实践上看,增强"看齐意识"是当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评析"第一支书"制度探索"三农"问题新主张

2003年各大主流媒体都报道了湖南省湘阴县的"第一支书"制度。那么,"第一支书"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制度?这种制度有什么优势和缺陷?这种制度可以起到什么作用?能否实现制度设计者的初衷?见诸媒体的多是一些正面的浅层次的报道,缺少理论层面的思考。本刊邀请湖南、安徽、北京等地的"三农"问题的学者和专家时此制度进行了热烈讨论,现予发表,以飨读者。 --编者     

代际权利与话语：“80后”社会评价的变迁——基于长沙、杭州两地的调查

＂80后＂青年引起了社会和学界广泛关注,对其评价也随着他们的成长而变迁。从代际视角看,＂80＂后的社会评价在2008年前后发生了转变,但＂80后＂对自身评价的主观改变程度与＂非80后＂对其评价的主观改变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媒体报道与社会评价变迁契合一致,经历了从＂独生子女＂到＂80后＂再到＂鸟巢一代＂的重新定义标签的过程。基于代际权利和话语角度对＂80后＂社会评价变迁进行理论阐释,从中得出社会评价变迁是建立在评价对象社会地位及意识形态的变迁基础上的话语重构。群体符号标签动态的产生与转换的变迁研究将有助于群体符号＂正名＂或者＂更名＂政策的实施与监测。     

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社团视角分析

从历史上看,市民社会理论在某些西方国家中曾一度盛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不断发展,具有当代意义的中国市民社会理论已初露端倪,并日益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正视的实际问题.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适应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将如何整合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作为市民社会主体形式的分析框架究竟哪一种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市民社会会以或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中国的现代化又将如何避免"两难"的症结?笔者将从社团的视角对以上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思考,并作出自己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