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恶意诉讼之成因与规制

当今社会,诉讼被视为人们维护合法权益和解决争议的最重要手段,其价值与作用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得到了相当的体现。但是,在推行法治的同时,恶意诉讼现象与问题也屡见不鲜。恶意诉讼虽然是英美侵权行为法的概念,但其意旨在中国侵权法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也应该有其应有的位置,以服务于社会。在对待恶意诉讼上,通过对恶意诉讼者提起民事赔偿和诉之刑事制裁,当是有效的遏制手段。     

诉讼权利的滥用与规制

一、程序性诉讼权利的滥用构成恶意诉讼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对恶意诉讼尚无明确的定义,司法理论和实践中也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较多的是从侵权行为法的角度探讨如何定义和预防恶意诉讼,如民法典的起草者认为,所谓恶意诉讼,指故意以他人受到损害为目的,无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而提起民事诉讼,致使相对人在诉讼中遭受损失的行为,     

诉权滥用的规制与防范——恶意诉讼及其程序规制

近年来,在民事诉讼中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呈高发态势,主要表现为恶意诉讼、虚假诉讼乃至诉讼欺诈等多种样态,其中恶意诉讼更因其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之高、对社会尤其是法制危害之重,引发社会各界广泛讨论。而虚假诉讼则极大地降低了民事诉讼制度的性能和效用。因此,从维护司法权威及诉讼秩序的角度出发,建立和完善对虚假诉讼的识别与剔除之管控制度势在必行。防范和规制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不仅需要在制度层面加快相关制度的完善,更需要在司法层面注重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引导,尤其在当前诉讼模式转变的特殊时期,亟需发挥法官职权在诉讼程序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审判权对抑制诉权滥用的限制功能,依法对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予以惩戒,尽可能防范或化解当事人滥用诉权的可能性。当然,规制诉权滥用,应当在“司法能动”和“司法谦抑”间寻找平衡,在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前提下,将“审慎认定、积极防范、严厉惩处”作为规制的重要原则,建立起一套针对性强、全程防范、救济便捷、惩处有力的制度,最大限度地识别、防范、惩处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     

禁止诉权滥用的宪法分析

诉权是公民具有的宪法权利,是公民权利实现的制度保障。但由于权利的扩张性、人性恶的一面以及个体与他体利益的差别等原因,也存在滥用的可能。在我国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公民权利保障制度正在逐渐完善,但对于权利滥用的防范,还没有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体系。宪法是规定公民权利保护的根本规范,其中诉权保护和禁止滥用的规定对于引导公民依法行使诉权,防范诉权滥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恶意诉讼及其救济初探

诉讼是人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但在诉讼的过程中,基于法律制度的残缺和 个人不法利益的驱动,一些人恶意提起诉讼,给受害人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损害,并且造成国 家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人们的法律信仰。因此,对于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 行为应当予以遏制和惩戒,对恶意诉讼人妨害民事诉讼的,应当采取强制措施;构成民事侵权的,应 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触犯刑律的还应承担刑事责任,从而提高恶意诉讼的成本以有效防范恶意诉 讼,建立公正、廉洁、高效的诉讼机制,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     

浅析民事诉讼权利滥用

本文基于司法实践中的民事诉讼权利滥用现况,通过对民诉权利滥用的内涵、评判标准以及现象的分析,对我国建立防止民事诉讼权利滥用机制提出了一些建议。     

试论滥用诉权侵权

在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由于一方当事人滥用起诉、上诉、申请再审等诉权,而现行法律对此种现象没有规定,使得为此遭受侵害的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案件时有发生。我国应借鉴英美法的做法,在我国建立滥用诉权侵权赔偿制度。     

规制恶意诉讼,构建正当程序

诉权是人的基本权利，我们不得非法剥夺或限制。诉权不是绝对权，其行使必须在一定范围和界限内，不得违反立法的宗旨。恶意诉讼就是当事人以诉权为工具，通过审判权的权威来达到诉讼外的非法目的的行为。恶意诉讼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降低了诉讼效益，损害司法权威，造成稀缺司法资源的浪费，是我们必须遏制的行为。本文以诉权为视角剖析恶意诉讼的内涵、构成要件和表现形态，探究其存在成因，并提出规制恶意诉讼的具体救济措施，为构建公正的诉讼程序献计献策。     

公益诉讼:行政诉讼的新类型

在我国现行立法中 ,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侵犯公共利益的情形缺乏有效救济途径 ,如何设计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是行政法治化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纵观世界各国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 ,大都在行政诉讼制度体系建立了专门的公益诉讼制度。此外 ,行政诉权理论在我国的新发展也为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一个新类型的确立排除了障碍。     

证券集团诉讼的滥用与制约

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存在被滥用的可能。能否建立起合理的制约机制,是引人证券集团诉讼的必要前提,并事关该制度的成败。证券集团诉讼的制约机制包括：证券集团诉讼程序的提起和确认,领头原告和集团律师的选任,对和解程序的约束和对集团律师的约束。     

滥用诉权行为的性质和法律规制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当事人滥用诉权的现象 ,已不少见。但由于我国对当事人滥用诉权理论研究的缺乏 ,导致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的法律制度存在结构性缺陷。在此情况下 ,滥用诉权行为的界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 ,当事人滥用诉权规制体系的建构既符合我国具体的法制环境 ,还应具备一定的前瞻性     

论股东派生诉讼的激励和滥用制约机制

我国新公司法确立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有利于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最终能够保障股东的权益。但是股东派生诉讼制度面临着激励与滥用的矛盾,对该制度设计时既要激励其诉讼,又要防止股东滥用派生诉讼权利。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新公司法的规定,探讨股东派生诉讼的激励和滥用制约机制是有益的。     

论滥用诉权

诉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它建立的基础是平等主体之间因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所发生的纠纷,当事人行使诉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基于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和尊重.诉权的行使一旦超出了合法界限,就会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诉讼随着纠纷而启动,从而出现了滥用诉权的问题.如何界定滥用诉权及滥用诉权的表现形式,都是当前需探讨的问题.     

论审判权对诉权滥用的抑制及其限度

一、审判权与诉权的关系概貌在民事诉讼中,审判权与诉权的关系是一个最核心的结构,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事诉讼的模式。在纠问式的诉讼模式中,审判权几乎是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当事人诉权受审判权支配,缺乏选择自由;在对抗式的诉讼模式中,审判权则表现出一种消极、被动、中立的姿态,当事人在诉讼中拥有较多的选择自由,基本能够掌握程序的进展。在不同的诉讼模式之下,审判权与诉权基本上是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甚至能够折射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因此,即使是在法律的层面讨论审判权与诉权的关系结构,也必须将其放人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量。     

论恶意民事诉讼的程序法规制

由于经济的发展,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利益的诱惑,恶意民事诉讼案件应运而生。我国对于恶意诉讼法律上还没有直接可以用来抑制的规则,但是恶意民事诉讼案件已经是遍地开花,再没有明确的法律来规制,将会使更多社会主体的权益受到侵害。为此,可从将诚实信用原则引入民事诉讼法、严格限制撤诉等多方面对恶意民事诉讼问题加以法律规制。     

通过公益诉讼变革传统诉讼的理念与制度

在文义上,中西方都对“公益”概念的理解存在歧义,有的认为是公共利益的简称,有的认为是与免费、慈善、义务援助等公共事业有关的活动.因此,对公益诉讼的理解也就存在两大偏差：有的认为是为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有的认为是与法律援助、为弱势者提供免费诉讼等类似的司法活动.……     

我国虚假诉讼受害人救济方式的类型化分析

虚假诉讼问题涉及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异议之诉、再审制度等复杂问题。现有研究没有脱离微观的具体概念、制度规定,较少从更为宏观的视角进行探究。本文试图引入新的研究思路,从虚假诉讼受害人救济方式出发,用时间标准进行梳理,区分“法院是否赋予第三人参与诉讼机会”和“第三人是否实际参加诉讼”来进行类型化研究,探究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对于虚假诉讼受害人的救济缺陷,寻求完善策略。     

民事公益诉讼诉权的属性及行使

我国民事诉讼法最近一次的修订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这一制度拓展了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将民事诉讼立法保护的合法权益从私权扩充到了社会公共利益领域,法定的国家机关和有关组织特别是人民检察院被赋予了民事公诉权,有可能成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惟其如此,民事公益诉讼的诉权就不应被当做一种权利,而是具有权力的属性,其中包含了义务,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表现为一种职责.民事公益诉讼诉权的行使也因此必须遵循一些特别的原则.     

论诉权滥用及其法律规制

诉权是国民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诉权的行使是民事诉讼程序启动的原因。司法实践中,滥用诉权的现象比较突出。滥用诉权的行为违背了诉权的本旨,侵害了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有必要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面加以规制。     

虚假诉讼在婚姻家庭领域的规避

虚假诉讼案件愈演愈烈,对公民的合法私权构成严重威胁,我们可以通过立法和司法提高虚假诉讼的成本来加以应对,更为重要的是,要从制度上规范诉讼证据、程序的使用和完善,在婚姻家庭案件中,出现虚假诉讼后,应首先认定其民事侵权责任,同时,程序法同实体法紧密结合,才能更好地防范和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