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的司法解释权应当得到法学理论的认同

现行法学理论将公安机关排除在行使司法解释权的主体范围之外，这是法理学在法律解释问题上的一个理论误区。公安机关兼具两种职能，除治安行政管理职能外，还参与刑事诉讼，具有司法职能，是我国刑事司法职能部门之一。全国人大常务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赋予了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对法律具体应用问题的解释权，公安机关行使司法解释权具有法律上的依据。从现实情况看，公安机关实际上在行使司法解释权。公安机关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只能限于刑事程序中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具体应用刑事诉讼的问题；二是公安机关执行刑罚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公安机关在刑事司法工作中涉及与其他司法职能部门的司法工作相关的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需作司法解释的，应当会同相关的司法职能部门共同解释。公安机关的司法解释应遵循的规则：应当统一由公安部行使；只能是现行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必须符合立法本旨；不得与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解释相冲突。公安机关应设置一个由首长主持的权威法制机构，行使公安机关的司法解释权。司法解释的形式也应当规范化。     

我国少年刑事政策现代化取向的实体法解读

现代少年刑事政策精神,正逐渐注入我国刑事实体法之中,其必然性结果是促使我国少年刑法制度走向现代化和走向成熟。然而,在我国,现代少年刑事政策精神向刑事实体法的注入,主要不是通过人大对刑法典的制定或修改来进行的,而主要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和2006年的两个相关司法解释来进行的,这两个司法解释在不同程度上显现出了我国少年刑事政策以及少年刑法制度的现代化取向。也正因此,在上述司法解释与我国现行刑法之间,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冲突或紧张关系。要想避免司法解释与现行刑事法之间的冲突或紧张关系,一个最终的办法就是通过人大立法,尽快制定、完善我国独立的少年刑法制度。     

赃款赃物刑事返还制度之构建

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赃款赃物的返还只设有原则性规定。实务中,赃款赃物的返还存在实体法规范缺失、返还程序不规范、返还条件设置欠科学等诸多问题。构建赃款赃物刑事返还制度时,应当处理好"先刑后民"与"刑民并行"、"一事再理"与"放弃权利"以及刑事返还与债的清偿的关系。     

赃款赃物刑事返还制度之构建

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赃款赃物的返还只设有原则性规定。实务中,赃款赃物的返还存在实体法规范缺失、返还程序不规范、返还条件设置欠科学等诸多问题。构建赃款赃物刑事返还制度时,应当处理好"先刑后民"与"刑民并行"、"一事再理"与"放弃权利"以及刑事返还与债的清偿的关系。     

刑事级别管辖中案件移送问题探讨

刑事级别管辖对保障司法程序公正至关重要,我国关于刑事级别管辖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国外关于刑事级别管辖的有关规定值得我国借鉴,建议废除我国刑事级别管辖移送制度,出台相应司法解释保障刑事级别的管辖。     

刑事立法实务中的"强奸罪"探析

近年来,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实务中,"强奸罪"一直是争议的焦点.鉴于传统的刑法理论已与现行法律解释不一致,刑事立法部门必须尽快对"强奸罪"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强奸罪不应指具体的强奸罪罪名,而是指强奸犯罪行为,而在现行刑法分则中,有强奸行为的,却不一定构成强奸罪.     

构建我国判例制度的法律思考——从司法解释权配置的角度出发

判例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是现行司法解释体制单纯地将司法解释权作为一种机关权力配置给最高人民法院,这导致了我国司法解释过于抽象、司法裁判过于机械等弊端,从而影响了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形成。因此,应该考虑重新配置司法解释权,将司法解释权从一种机关权力转变为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权力。     

刑事和解不能让“花钱买刑”合法化

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使争议多年的刑事和解制度在法律上有了正式"名分"。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2012年全国刑法学术年会上透露,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刑事和解程序有专章规定。刑事和解制度是一种体现宽严相济政策的刑事司法制度,是多元化解决纠纷、缓和矛盾的一种司法手段,对于提高刑事     

减刑制度初探

本文依据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立足刑事审判和执行活动的实践,就减刑制度的概念、减刑条件和程序作扼要介绍和概括,并提出完善我国减刑制度的四条立法建议.     

拨开我国刑法解释范式的迷雾——以刑法解释目标为向度

刑法解释无疑是构建现代法治的重要题域。但现行刑法解释体制的架构与实际运作因欠缺科学性而亟待重构。刑法解释目标作为探寻适用于刑法解释的最小公分母而对刑法解释权的配置具有"元意义"。以科学的客观解释论为基底,同时兼顾现有体制,主张由最高人民法院独享原本的司法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保有消极的立法解释权,即只能裁决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的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异议,另外赋予办案法官一定的刑法解释权。     

“微博转发500次入刑”的宪法争议

＂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将微博转发超过500次的行为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处以侮辱罪或者诽谤罪。此项解释存在较大的合法性争议。从宪法的维度进行分析,法律保留原则要求对＂犯罪与刑罚＂的规定由法律保留,司法解释对入罪与否的问题进行规定已经逾越了其权限。同时对＂微博转发＂的行为入罪处理构成了对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不当限制与侵害。     

论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

司法审查制度是一种救济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它的适用范围大大扩展,这在刑事审前程序中表现得最为明朗。依据司法审查制度,必须由法院对刑事追诉机关的活动加以审查,对公民实施的各项强制措施,只有通过法院的审查认定其合法正当之后才能做出。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严重缺失,亟需通过改革加以确立。     

从“组织同性卖淫案”看我国刑法扩张解释方法的运用

扩张解释是刑法解释的重要方法之一,它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却不易把握。从一起“组织同性卖淫案”出发,探讨刑法扩张解释方法的几个界限划分,对扩张解释方法的运用作了阐述。     

论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利的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简易程序,不仅类型较为单一,只有简易审判程序一种,且在设计上缺乏保障被告人权利的特别规定,影响了简易程序应有的司法功能的充分发挥。本文从分析简易程序的法理基础入手,透视中国现行的刑事简易程序制度及实践运作,提出我国应完善简易程序被告人权利保障机制。     

联动司法解决刑事被害方的涉诉信访

限于刑事法律和犯罪人的客观状况,刑事被害人的一系列权利尚不能够得到完全地保障和实现。陷入困境的刑事被害人往往易成为信访人,其信访的对象则是作出最终司法判决的人民法院。在信访的被害人已经不信任法院的情况下,仅通过法院并不能够解决被害人的信访问题。由此需要创新工作机制,联动司法。通过联动司法加强对刑事被害方的救助,加强对犯罪分子所判刑罚的说理,与检察机关一道解除被害方的疑惑,并适时引入第三方,对法院的审理程序进行调查,以尽可能地解决刑事被害人方的涉诉信访。     

论新型受贿的认定——以收受未变更权属登记房屋为视角

文章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条规定入手,结合受贿罪的司法审判实践,对以＂借用名义＂收受未变更权属的房屋——进行具体分析,提出相关的意见。     

渎职犯罪主体法律适用的司法解释问题研究

在渎职犯罪案件的查办过程中,经常面临犯罪主体身份的确认问题。本文不期待从纷繁复杂的法学理论上进行探讨、论证和演绎,只期望能以现行刑法、司法解释、批复、答复出发,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提出如何遵照立法精神运用司法解释来对此问题予以处理,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对渎职犯罪法律主体认定上的困难。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探析

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问题已影响着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实现.针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完善刑事立法时应明确规定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或刑事责任,同时,完善对证人权利的保障制度.     

监所检察视野下的罚金刑执行困境及出路

罚金刑在我国刑法中被广泛适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罚金刑得不到有效执行,严重地影响了司法权威。新修改的人民检察院《刑诉规则》将罚金刑执行的监督职责赋予给了监所检察部门,监所检察部门一定要适应形势,找准其中存在问题的原因,积极获取监督信息,找准监督内容,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同时,监所检察部门也要完善自身机构,把监督触角前伸,规范法院对罚金刑的判处,在减刑假释中加强对罪犯财产状况的调查,保证对罚金刑执行监督的不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