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理由及其批判——从“9·11”到伊拉克战争

“9·11”事件以来,美国把反恐战争作为其实现美国价值观全球化的重要手段。美国主张的理由是维护世界和平、正义、自由等现代价值观,这是根植于美国历史传统和美国精神的。但美国如果把它的价值观上升到一种对外行为的目标和行动指南,就面临理论上和事实上的问题。理论上而言,它的主张不具备普世主义的性质,而在国际层面,不仅在被推广的地区,本土文明反而被激励起来反对之,而且西方社会内部也存在对美国式现代价值观向全球推广的深刻反对。此外,美国能否走出帝国循环的规律,也是需要审慎思考的问题。     

国家安全·社会认同·个人自由——“9·11“事件后美国社会政治领域中的移民问题

“9·11”事件在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影响全面而深刻，移民问题则集中反映了这种影响。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移民问题急剧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并与美国国内种族关系上的张力以及各种族裔文化特性上的歧异和冲突结合在一起，弥散于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本文通过审视美国在国家安全、社会认同、个人自由三个层面上对移民问题的态度和行动，试图揭示“9·11”事件后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矛盾和紧张状态。而重新达致各个层面的平衡，则是美国当下在政治、社会和安全领域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和紧迫任务。     

“9·11”之后印度在中亚的国家利益追求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印度开始了谋求世界大国地位的外交努力，与中亚各国合作成为其外交的重要方面，关系到它重要的国家利益。本文首先探讨了印度在中亚的安全利益，即挤压巴基斯坦的战略空间，破坏其战略纵深计划，构筑自己的安全屏障；与中亚国家合作反恐，维护印度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参与中亚能源开发，保障印度能源安全。同时还探讨了印度进入中亚地区时所面临的与美、俄、中的中亚战略互动与协调问题。     

“9·11”之后的世界：历史依旧终结？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年生于美国芝加哥，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职于兰德公司、美国国务院和乔治·梅森大学，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该校高级国际研究院院长。1989年，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文，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1992年，在前文基础上，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历史终结论”。2003年3月17日，应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邀请，福山教授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9·11’后的世界：历史依旧终结?”(The World after September 11：Is History Still Over?)的学术讲演。在讲演中，福山教授结合“9·11”事件后新的国际政治形势，阐发了他对“历史终结论”的一些思考。本文即根据此次讲演的录音整理而成，供学界参考，以期引起讨论。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文中所表达的观点有些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为尊重作者著作权起见，本文未加删节，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     

“亚非地区：‘9·11’的冲击与影响”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和华盛顿特区遭到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机袭击。随后美国宣布掌握了充足的证据证明此次袭击为藏匿在阿富汗的沙特流亡富翁本·拉登所策划实施，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拒绝交出拉登及其恐怖组织后，美国及其盟国英国开始了对阿富汗的武装打击。     

论迈克尔·霍华德的战争观

迈克尔·霍华德是当代西方研究战争问题的著名学者，他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剖析现有战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战争观。他认为战争是理性因素的产物，其根源一直都是政治家所知觉到的敌国权力的增长以及对于本国权力被消灭或者受到限制的恐惧；国家的存在既是产生战争的重要原因，又是维护和平的必要前提；民族主义曾经并将继续引发战争，同时也是国家进行战争的有力工具；战争必须加以控制，但很难被彻底消除。     

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罗伯特·基欧汉的世界政治思想

基欧汉的世界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这三大研究议题上。这些议题逐步扩展而来，相互之间逻辑关联紧密：相互依赖是制度运行的环境与国际合作的前提，国际制度建设是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主要途径，全球治理是理论的最新方向甚或最终目的。对于现实主义这个主要参照系和论辩对象，基欧汉的态度经历了从严重质疑、局部吸收到试图再度超越的转变过程。基欧汉自称“启蒙之子”，其理论虽然杂糅了多种成分，但价值取向与精神实质仍属自由主义的范畴，这在冷战后更为明显。基欧汉的制度主义或所谓“复杂的自由主义”具有较大的兼容性，虽不免遭到理论立场更为鲜明的传统自由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左右夹攻，却较为贴近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现实的多样性。其根本缺陷是以发达国家和跨国资本利益为关照对象，规避了制度霸权问题。     

华立·北泉花园：后花园中的花园

“华立·北泉花园”位于重庆主城的都市后花园——北碚，地处重庆著名风景旅游区缙云山麓的北碚新城开发区。该区域拥缙云山和嘉陵江，山清水秀，风景秀丽，空气质量良好。是重庆主城最适合建设旅游、休闲、度假型房地产项目的宝地。     

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评介

本文结合《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和《万民法》三部著作，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现代自由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的政治思想——政治自由主义。在全球化浪潮云涌、地球村近在咫尺的今天，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发展动向是值得关注的。     

江主席“七·一”重要讲话对国际战略思想的新发展

值此江主席“七·一”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之际，特写此学习心得。江主席去年发表的“七·一”重要讲话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进行了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江主席“七·一”讲话的主线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我们各项工作，包括国际战略领域的工作，都处于指导地位。     

论“二·二八”事件爆发的社会背景——兼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

近年来，台湾岛内极少数人士与党派利用“二·二八”事件大作文章。他们罔顾历史事实，甚至将“二·二八”事件歪曲为一次“台独”事件。这显然有悖于历史真相。今年适逢台湾光复60周年，笔者在查阅有关档案及其它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拟对这一事件爆发的深层社会背景进行综合分析，以期全面澄清历史事实，并以此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     

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

美国由于实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引起伊斯兰世界的不满,美国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渐行渐远。布什新政府曾提出进行“新十字军东征”口号,继阿富汗战争之后又绕开联合国,悍然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紧张。尽管其中有文化价值观的冲撞,但这并不是纯文明冲突。     

约翰·赫茨：平衡乌托邦与现实的学者

约翰·赫茨的“安全两难”模型在国际关系教科书上广为引用，在国际关系研究者中也已成为一种通行用法。不过他关于国际政治的大量论著鲜有关注。然而，他的著作值得受到实质性的重新评估，理由有如下三项：首先，赫茨对现实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兴起和发展贡献卓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的“现实的自由主义”概念；其次，赫茨的思想发展典型地反映出一位流亡美国的德裔犹太移民的“朝圣之旅”，他见证并研究了几乎整个20世纪（甚至更远）；第三，赫茨是一个先行者，他认识到新的全球挑战无法单靠古典现实主义的手段来解决，以及接受“非现实主义”见解的重要性。     

交往密度与国际体系的演变——约翰·鲁杰建构主义思想述评

约翰·鲁杰大量借鉴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探讨了国际体系演变这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问题。国际体系结构具有二元性，既制约行为体，又由行为体所创造和再造。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内的新功利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结构对行为体的制约，忽视了行为体建构和重新建构国际体系的能动作用。鲁杰以从中世纪封建国家体系到现代领土国家体系演变的细致分析，阐述了自己的体系演变理论：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交往密度的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单位分异原则，单位分异原则的变化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     

一位现实主义理论家如是说——约翰·米尔斯海默访谈录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美国学者，1970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并在美国空军服役5年。1980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博士学位。1980—1982年为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博士后，1982年至今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现为该校哈里森杰出教授(the R.Wendell Harrison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2001年10月，米尔斯海默发表新著《大国政治的悲剧》，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继1979年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之后对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最重要的贡献”，米尔斯海默本人也因而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美冲突”论则是其重要理论推论。2002年11月，约翰·米尔斯海默在芝加哥大学接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代表团的访谈。他首先概述了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然后回答了客人的问题。     

穆斯林是否当今世界战争的罪人？——埃及学者质疑和批评亨廷顿的新作“穆斯林战争的时代”

曾经以“文明冲突论”在全世界毁誉参半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去年底又出新作“穆斯林战争的时代”一文。文中认为“当今世界政治已经处于穆斯林战争的时代”,并且“穆斯林战争已经取代冷战而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形式”。亨氏此文在穆斯林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埃及学者在《金字塔报》撰文质疑和批评,指责亨廷顿歪曲事实真相,丑化穆斯林形象,编造穆斯林好战的谎言,将穆斯林视为当今世界战争的罪人。     

“9·11”事件对美国的影响

2001年发生的“9·11”重大恐怖,事件,对于美国来说无疑具有重要历史性意义,对于世界来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和从一定角度看,可以说它改变了美国,并通过美国之后采取的一系列重大行动改变了世界。     

美国“反恐”战争化的思考

2008年9月11日，是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七周年纪念日。“9．11”事件使美国人从“历史终结”的迷梦中惊醒，彻底改变了布什政府的既定外交政策，成为冷战后世界局势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七年来，美国政府视“反恐”为头等要务。恐怖袭击发生后，布什即以战时总统自居，并以反恐为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两场战争。虽然在两场战争中，美国都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了军事胜利，但对战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美国政府应对不力，     

伦理·权力·民主——有关“跨大西洋危机”诸解释模式的一项知识考古

本文以"知识考古"和结构主义为研究方法,以"跨大西洋危机"相关研究文献为分析对象,围绕着"伦理"、"权力"、"民主"三个核心概念,来探讨"跨大西洋危机"的诸解释模式及其背后所蕴涵的"二元主义"的思维范式和"元知识",认为正是这种"二元主义"的思维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先验地建构和塑造了人们对于"跨大西洋关系"的判断和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