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中越边境毒品犯罪之管控

新冠疫情之前,中越边境毒品犯罪就呈现组织化、武装化的发展趋势,特殊群体和外籍人员贩毒情况突出,家族化、同乡化贩毒明显增多,大宗走私贩毒案件频发。新冠疫情暴发之后,中国加强了边境管控,中越边境毒品犯罪得到一定遏制。但是,在后疫情时代,随着中越边境疫情管控措施的放开,边境毒品犯罪又有所回升。边境毒品犯罪原因在于巨额贩毒利润诱惑、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边境管理和国际间禁毒合作机制开展不到位等多重因素造成。在后疫情时代,遏制中越边境毒品犯罪,必须加强打击力度、加强边境管理、推动经济合作、重视禁毒宣传教育,加强中越禁毒合作。     

壮族习惯法在维护中越边境社会治安秩序中的作用——以广西龙州县上降乡为例

壮族习惯法生于民间,源于禁忌和习惯,作为壮族民间强制性的准法规范,是壮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劳动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作为历史文化遗留的产物,壮族习惯法有巨大的惯性力量,是实际存在于壮族社会的有效规范,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壮族习惯法在维护中越边境的社会治安稳定中起到了补充国家制定法的作用,成为壮族人民认可和遵循的法。龙州县上降乡农贸市场购物的奇特现象,说明壮族习惯法在维护中越边境社会治安秩序中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民歌中的文化寻根现象与文化软实力初探——以中越边境的旦歌为例

旦歌是壮族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先民在历史上与中原王权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大量史料和多年的实地田野调查证明,壮汉文化交融背景下古老的旦歌传唱习俗作为一种文化寻根现象,在当今中越边境的社会生活中具有转化为文化软实力的潜力。     

中越边境云南段“三非”人员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为维护中国边境地区的国家利益和安全稳定,需要加强对边境地区执法管理。边境地区三非人员的管理和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中越边境地区,中国警务部门应强化对三非人员形成的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结合实际,采取区别性原则,强化对新三非人员的管理。     

河口县：创新县域边境管理网格化的探索

地处中越边境的云南省河口瑶族自治县,居住着瑶、苗、壮等35个民族,是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前沿。河口县现有2个国家级口岸,进出口总值、出入境车辆均居全省口岸前列,县委、政府注重在“党政领导、民生优先、综合施策”上着力,扎实做好“社会协同管边、安民富民稳边、依法科学控边”的文章,创建了县域边境网格化管理的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边境特色、爱民特点和时代特征的县域边境管理网格化新路子。     

“四位一体”的村民自治新模式探析

“四位一体”的村治新模式是以村党支部为领导核心、村民代表会议为决策主体、村民委员会为执行主体、村务监事会为监督主体的新型村级治理组织构架。构建“四位一体”的村治新模式,有利于消除村民自治中的不和谐因素,化解村官信任危机,促进村治组织架构中各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当前,要理顺村治新模式中“四驾马车”之间的关系,实现权力的相互平衡与制约,推进基层民主不断完善与发展。     

新疆边境民族地区公安边防群众工作探析

新疆边境民族地区群众工作具有敏感性、军事性、复杂性、长远性等特点。公安边防部队在开展该地区群众工作时,应以确保国家安全和边境和谐稳定为基本目标,以加快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重点,不断增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认同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正确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严格区分民族宗教领域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通过在边境少数民族群众中开展宣传活动、扶贫帮困活动等多种途径做好公安边防部队群众工作。     

“兴边富民行动”与边境民族地区扶贫工作

云南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民族、山区省份.全省有8个边境地州、25个边境县(市)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有16个民族跨境而居,边境线长4060公里,占我国陆地边境线长度的五分之一.1999年底,边境地区总人口达564·6万,占全省总人口的13·5%,国土面积9·2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23·5%.有10个国家级口岸,13个省级口岸,90多条主要边境通道和边民互市点,是我省从陆路通向东南亚、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门户,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守边固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中俄边境民族价值探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民族工作领域的重大原创性论断,阐释清楚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成为“铸牢”的首要问题。从时间维度的历史演进来考察黑龙江流域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疆域的开拓和共同历史的书写,从民族特征维度的文化流变现象来考察中俄边境地区民族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从地理空间维度来考察当下铸牢边境地区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巩固国防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可以发现这三个维度客观呈现了中俄边境地区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作用和贡献。     

西部边境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应对中群众工作探析

西部边境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发生后,需要公安机关及时疏导和教育群众,做好群众的解释工作,避免事态恶化、升级,期间的群众工作担负任务艰巨,涉及内容复杂,产生影响广泛,后续时间较长,但是部分干警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不太善于做群众工作,表现出危机意识不强、缺乏与媒体的合作交流、工作方法不适应时代要求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思想认识不够深刻、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和群众基础不够牢固.为此,要在把握西部边境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中群众工作特点规律的基础上,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服务理念,创新工作方法,增强实践本领,用好群众工作的传家宝.     

“四位一体”村民自治新模式探析

＂四位一体＂的村治新模式是以村党支部为领导核心、村民代表会议为决策主体、村委会为执行主体、村务监事会为监督主体的新型村级治理组织构架。在这种新模式中,村党支部、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村务监事会这＂四驾马车＂并驾齐驱、协同治理,村级政治基本形成以党支部统管全局,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民     

中越边境云南段＂三非＂人员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为维护中国边境地区的国家利益和安全稳定,需要加强对边境地区执法管理。边境地区“三非人员”的管理和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中越边境地区,中国警务部门应强化对“三非人员”形成的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结合实际,采取区别性原则,强化对“新三非人员”的管理。     

云南边境“三非人员”滞留不归问题研究

受缅甸北部与中国接境的边境一线,缅甸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冲突的影响,大量缅籍“三非人员”涌入我国境内滞留不归,给中缅边境的管理带来了新问题,留下诸多不安全因素,破坏和影响了中缅边境的安全和稳定.     

“四个覆盖”与村民自治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上升到宪法层面加以保障落实的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当前我省农村大力推广的四个覆盖是新形势下实现村民自治法治化、整体化、规范化的有效载体,对于健全村民自治机制、创新社会管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四位一体”的村民自治新模式探析

＂四位一体＂的村治新模式是以村党支部为领导核心、村民代表会议为决策主体、村民委员会为执行主体、村务监事会为监督主体的新型村级治理组织构架。构建＂四位一体＂的村治新模式,有利于消除村民自治中的不和谐因素,化解村官信任危机,促进村治组织架构中各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当前,要理顺村治新模式中＂四驾马车＂之间的关系,实现权力的相互平衡与制约,推进基层民主不断完善与发展。     

永和镇“村民说事”聚民智促和谐

村民说事制度通过问事、说事、议事、办事、评事等形式,让群众说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难事、影响稳定和谐的杂事、要求服务的实事、新农村建设中的大事、扶贫帮困中的好事等,并对这些事情进行共同商讨和合理解决,有效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兔子王”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年仅25岁．却在1年内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百万财富,成为远近闻名的“兔子王”,他便是武汉市江夏区法泗镇邾琳村创业青年胡超。创业成功后,他一跃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乡村振兴战略下广西边境民族地区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乡村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也是贫困地区、革命老区,生态多样而脆弱,乡村治理面临着组织、发展、文化和激励等方面的困境。进一步加强边境民族地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改革创新,积极探索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新机制,强化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发挥乡村文化的治理功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沿边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是边境民族地区乡村实现治理有效的可行路径。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村两委”关系探讨

本文在对村民自治中一些地方出现的村两委关系不协调的问题、成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实现村党组织领导功能转换、加强村组织规范化建设、完善规范有序的制度化建设三个层面提出了规范协调村两委工作关系的对策。     

边境民族地区群体性械斗事件的特点及处置对策

边境民族地区群体性械斗事件原因复杂,械斗双方法律意识淡薄,械斗后果严重,后期容易反弹。公安边防部队应快速机动,运用防暴战术,坚决果断处置,尽量减少伤亡。处置结束后,要积极协助地方政府做好善后工作,防止反弹,妥善处理该类事件,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和民族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