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标赛体制、晋升博弈与地方剧场政治

政治锦标赛体制是中国政府官员的一种压力性激励范式与不容选择的政治生态。行政发包并进行量化考核、绩效排名与择优提拔,是政治锦标赛体制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实地调查表明,基层政府官员晋升往往是前台与台后多重原因作用的结果。派系关系、政治背景、社会网络等后台因素往往能左右基层干部的晋升。文章以一个县级市的乡镇干部为观察对象,检验了官员激励分析范式———锦标赛体制在基层地方官员晋升竞争中的解释力,重点对地方官员晋升博弈研究提供一个初步的描述类型学,认为推选博弈、排名博弈与借势博弈是地方官员晋升博弈的三种基本类型。本文初步提出了一个地方官员晋升决定因素的剧场分析模型,并指出,在政治锦标赛体制下,民主集中制在未来地方官员的选拔、任用中的积极作用将日益凸显。     

论当前中国政治锦标赛的利与弊

官员的激励问题是政府治理中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事权下放、财政分权等改革,我国在政府治理中对官员的激励呈现出着重强调"经济绩效"的政治锦标赛特征。政治锦标赛对官员的晋升激励虽然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诸如地区保护主义、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等负面效应。随着我国的发展,各级政府的核心目标和任务正在并将进一步趋向多元化,这些目标往往比经济发展更难直接分解为具体的绩效目标,并且更加难以考量,因此以GDP和相关经济指标为主的官员晋升机制必将发生改变。     

基层干部晋升的组织维度与能力维度——基于县乡两级的实证考察

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的晋升逻辑,现有研究大多强调绩效表现和分层考核,对党管干部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对干部能力的界定也较为褊狭,而且忽视了对地市级以下干部晋升机制的研究。通过对数据的政治试验化处理,文章考察了组织和能力两大因素在基层干部晋升过程中的作用。不同变量的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表明:党组织对干部的管理和个体综合治理能力是基层干部晋升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不可偏废。模型分析的初步结果表明,经过党校培训的干部比综合治理能力高的干部更有可能得到晋升,然而,深入的模型分析进一步揭示出,在更加贴近政治现实的情境下,只有既经过党校培训,又具备综合治理能力的基层干部才有最大的可能得到晋升。这既印证了党管干部机制和干部综合能力在基层干部选拔中的重要作用,也凸显了中国政府独有的干部管理方式及其优势。     

地方官员政绩激励的制度分析

"政绩出干部"揭示了政绩表现与官员晋升之间的密切关系,展现了地方官员在政绩激励下的行动逻辑。党管干部、分层考核和绩效晋升共同构成激励地方官员施政的制度要素,形成政绩激励的触动机制,决定地方官员升迁的基本规则。政绩评价指标体系本身可以区分为"正向和逆向""强与弱"两个维度,并且随着政治情境的变化中央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地方官员是被政绩激励制度塑造的理性行动者,他们在不同政治情境下,根据政绩评价指标结构的变化和激励强度的调整而选择施政的重心和方向,寻求政绩指标的最大化。     

乡镇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创新路径及影响——基于G市的案例分析

政治锦标赛作为我国官员晋升及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范式,也是地方治理创新的重要场域.通过对G市的个案研究发现,由于控制与自主的失衡,导致基层政治锦标赛的失灵及乡镇政府“无为而治”的局面.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镇政治锦标赛体制的创新,由于受压力型体制的影响,在激发乡镇政府自主性及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倾向,进而扭曲了新型城镇化的价值导向.为加快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乡镇绩效考核体系需要从“压力型考核”向“公众参与式”评价转型,加快乡镇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晋升激励、官员注意力配置与公共品供给

晋升激励造就了地方政府强烈的推动经济增长动机,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晋升激励同时也使得地方政府对不同公共品形成差异化的注意力配置。由于与地方官员晋升指标的弱相关性,教育、医疗卫生、公租房、社会保障等软公共品供给低于社会需求水平。解决办法包括逐步改变晋升激励的考核指标体系;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增加自下而上的呼吁机制的作用,使其成为影响地方决策的一个重要变量。     

古代官吏也惧怕百姓评议

年终岁末,各地总结会、考核会、评价会如火如荼。近年来,在官员行政考评中突出民主,重视民生,强调民意,适当提高"群众满意度"权重,运用"民意"指挥棒,被认为是考评机制的一大进步     

官员晋升激励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旨在实证分析官员的晋升激励对政府绩效目标设置水平的影响,着重考察官员任期和来源的直接作用及二者的交互效应。以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1999—2011),本文系统收集了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预期经济增长率数据并将其作为绩效目标设置水平。研究显示,政府官员的任期和来源都会影响其设置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官员任期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水平呈U型曲线关系,本地升迁的政府官员往往会设置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目标,而中央调任和外地平调的政府官员在目标设置方面没有显著差异。本文还发现,官员来源对任期同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产生调节效应,说明不同来源的政府官员在不同任期会设定不同的政府绩效目标水平。作为最早考察这一问题的研究之一,本文深化了人们对政府绩效目标设置逻辑的认识,也为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启示。     

官员晋升激励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旨在实证分析官员的晋升激励对政府绩效目标设置水平的影响,着重考察官员任期和来源的直接作用及二者的交互效应。以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1999—2011),本文系统收集了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预期经济增长率数据并将其作为绩效目标设置水平。研究显示,政府官员的任期和来源都会影响其设置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官员任期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水平呈U型曲线关系,本地升迁的政府官员往往会设置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目标,而中央调任和外地平调的政府官员在目标设置方面没有显著差异。本文还发现,官员来源对任期同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产生调节效应,说明不同来源的政府官员在不同任期会设定不同的政府绩效目标水平。作为最早考察这一问题的研究之一,本文深化了人们对政府绩效目标设置逻辑的认识,也为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启示。     

地方政府官员晋升与土地财政——基于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土地财政是当前政府管理中的热点问题,然而学界对于土地财政的动因和引发根源尚未有一致结论。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采用2003—2008年中国257个地级市政府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从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角度出发,分析了官员晋升竞争对土地财政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是引发土地财政的根本原因,且这一发现具有较好稳健性,官员任期与土地财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官员晋升竞争对土地财政的影响是因条件而异的,行政首长面对晋升竞争时更倾向于土地财政;相较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官员在面对晋升竞争时更倾向于土地财政。由此得出,缓解土地财政问题的关键在于变革官员晋升模式,创新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以及延长和稳定官员任期是未来可能的改革路径。本文的发现对进一步理解我国官员治理模式,以及有效缓解土地财政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