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鱼文化与古代知识分子的鱼情结

在中国文化史上 ,有一个极为有趣的文化现象 ,士大夫与鱼有着某种潜在的默契。西周时姜太公以钓鱼而遇周文王 ;战国时伍子胥渡江因渔者而获救 ;屈原投江前夕找渔夫而述志 ;庄子则濠上观鱼 ,写下“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哲学名篇 ;秦汉之际陈胜吴广起义用鱼腹之书作鼓动 ;至于汉代 ,韩信垂钓于淮阴 ,严子陵投饵富春 ;三国时 ,孙权饮酒观鱼 ,晋代陶渊明借渔人而发现世外桃源 ;唐宋时期 ,鱼诗鱼词不绝于耳……本文拟探讨鱼的文化意义及士大夫的鱼情结 ,以期从一个新的侧面拓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一、鱼的文化含义阐释鱼具有知识分子之象 ,是…     

俗语界说——兼论俗语与相近范畴的关系

俗语这一语言形式早已有之,先秦文献多有记载,后被笔记小说和明清通俗文学大量引用。近年来,尽管俗语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但是迄今为止,学界对俗语的性质、范围、分类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熟语、成语、俗成语、歇后语、惯用语等相近范畴的比较,我们可以对汉语俗语做出这样的界定:汉语俗语是汉语语汇里为群众所创造,并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具有口语性和通俗性的语言单位。它们结构稳定、言简意赅、内容广泛、形象生动。汉语俗语包括谚语、歇后语、惯用语。     

论六朝艺术形神论与气韵论之文艺观——兼评庄子思想与中国古代艺术之革新

六朝艺术创作与文艺思想在中国文艺理论发展中起承前启后之作用。在社会动荡杀伐不已的六朝时期,知识阶层深受庄子的玄学影响,艺术思想变革求新,其实践探索形成的六朝文艺观之形神论,讲究艺术创作应以形写神、以技载道,最终达到形神兼备。继形神论之后的气韵论,更是追求形与神的彼此关照、完全融合,倡导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应表现其共性与个性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情趣。六朝开创形成的这两种文艺观对当代快餐式、表象式的媚俗艺术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论个人破产制度——兼论个人信用体系之完善

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造成了破产法司法实践中市场主体地位不平等和个人信用状况恶化等问题。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有助于个人信用体系的完善、能保障信用经济的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通过建立和完善个人破产制度,即在自由财产制度、破产许可免责制度、事后监督制度和个人信用制度方面构筑基本框架,就能防止这一制度被滥用,从而促进信用经济的发展。     

士志于道:余英时与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特征研究

余英时先生认为,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不同,近现代具有“批判的精神”、代表“社会的良心”这一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在西方出现的时代大概不会早于十八世纪,而中国史上自孔子以来的“士”则大致相当于西方学人所刻画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仅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一点而言,中国文化早已是现代的。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具有以天下为己任、不治而议论、修己以敬等具体表现。余先生在中西方比较中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征及其文化传统,从而在“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维度上说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优越性。     

政治与人——兼论政治的含义

政治是人的政治，正因为人是政治的中心，所以政治才丰富生动而有活力；而人也必然是政治的人，只有在政治中，人的利益、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因此，离开人谈论政治，政治是空洞的，离开政治谈人，则人是抽象的。人与政治天然地联系在一起。     

浅析企业中知识分子的劳动特点与人格特征——兼论调动企业中知识分子积极性

目前在我国的各厂矿企业,特别是在大、中型企业里,汇集着大批有较高文化素质,有广泛社会联系的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蕴藏着极大的四化建设能量。如何把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使他们能真正把自己与企业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来,这对有效地推动经济工作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戴尔·卡耐基在《人性弱点》中谈到使员工鼓舞起来的方法时说:“唯一能使你去做的事情的方法,是把你所想要的给你。”笔者认为:要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中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必须充分了解和尊重企业中知识分子的劳动特点和人格特征。因势利导,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方针和政策。但最根     

儒化与征伐——古代政府治黎策略述要

黎族是海南的早期居民,政府对海南的管理与黎族对政府的反抗紧密联系在一起。征伐与儒化在政府对治理黎族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毫无疑问,政府对地方的治理是在中央王权的强大势力下进行的,在民族地域的百姓强烈反抗后,不得不转化视角,以文化一统作为政治统一的有力保障。这对于当前加强边疆地域的管理起到借鉴作用。     

论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之区别——兼论防卫过当的性质

我国97年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负刑事责任。”这是对原刑法第17条规定的正当防卫所作的重大修改,也是对防卫过当的条件做出的比原刑法更为严格的限制。本文侧重于从对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之关系的不同观点出发,对防卫过当的转化性问题做了探讨,分析了防卫过当的性质和特征等一系列问题。     

当代法律文书的负面文化因素分析——兼论古代思维方式与审美观念的当代转换

当前国内的法律文化中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因素。从当代法律文本中折射出来的整体直觉的模糊思维方式,泛情理、泛伦理、非转化性的思维方式,以及非法利益价值取向等现象,既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体现了当下社会文化方面的一些问题,必须进行治理。     

论特区之特——兼论经济特区面对的挑战与对策

当前，我国经济特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入世过渡期很快就要过去，开放已形成全方位格局，经济特区还特不特，要特特在哪里，特区今后的路怎么走，怎样才能推动厦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我们主动面对，认真研讨，实施对应之策。     

发展与竞争之法理新论——兼论法制经济

发展权的确立和广泛认同 ,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蕴涵着人类文明社会平等、公正、自由、和谐的基本价值。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君子固穷、不忮不求的传统观念 ,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观格格不入。改善物质、精神生活条件和社会、政治地位的理性追求 ,从法理上平等地属于各类权利主体。各权利主体谋求发展必然产生竞争 ,也必然促进社会的发展。经济领域的竞争本源是生产力 ,发展科学技术是竞争的主要手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回答了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发展与竞争的有序进行 ,则需要建立和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 ,并恪守“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 ,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     

也论尧文化——兼与高邮发祥说商榷

尧文化是标志着华夏文明孕育形成时期的文化,它发祥于华夏族、华夏文明的肇兴之地晋南,这已为陶寺文化遗址群所证实。高邮发祥说,无论是论证的方法,还是论证的结论,都值得商榷。     

批判知识分子的变迁——兼与陶东风教授商榷

作家的边缘意识意味着一种责任和自我担当意识,边缘是一种态度,而非位置,不是"为边缘而边缘"。在现代化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批判主体逐渐由人文知识分子转向社科知识分子,批判的知识资源亦正在经历"文史哲淡隐,社会科学凸显"的结构性变迁。此外,在知识大众化与网络传播时代,人人都可能是批判知识分子,而在这一过程中,通识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杜甫“自称臣是酒中仙”之“臣”、“仙”解读——兼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出处之念

杜甫《饮中八仙歌》中谈及李白时用了“自称臣是酒中仙”之语,一般认为“臣”为人称指代词,“仙”是对李白神韵的展现,此实为一种解读上的偏误,阻碍了对作者创作心理的探究.杜甫所用的“臣”和“仙”可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阐释,其中折射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出”与“处”之间挣扎与徘徊的矛盾心理.     

学术民主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兼论“钱学森之问”

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提倡、保障学术民主。要保证学术民主,必须营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社会氛围,此外,提倡学术民主还须辨别正误和分清主次,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处理好学术自由和政治纪律的关系,遵守政治纪律;还要讲究方式方法,坚持学术文明的原则。     

红色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耦合——兼论红色文化生成机制

探寻红色文化的生成有不多不同的视角,本文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出发,以红色文化的文化渊源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以文化比较学为分析框架,考察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其见、对抗与冲突、交流与对话,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耦合的缘起;进而从文化批判学的视阈下分析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科学批判、理性启蒙及在此基础上中华传统文化独立自由精神的回归;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转换、爱国主义的精神驱动和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融合三条路径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红色文化耦合的发生机理,形成对红色文化的生成机制的系统认识和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