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化与法律教育改革

法律职业化是我国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法律教育是实现法律职业化的基础和条件 ;我们必须根据法治建设的客观需要和法律职业化要求对现行法律教育体制进行改革 :明确法律教育的目标 ;对法律教育进行科学分类 ;合理设置法律教育的内容。     

我国法律职业化建设的理性思考

加强法律职业化建设 ,提高法律职业队伍的素质是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途径 ,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依据法律职业化的形成、概念及特征 ,对我国法律职业化的几个障碍性因素进行剖析 ,我国应加强法律职业化建设。     

法律职业化要求与大学法学教学的应对

法律职业化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亦是各国法学教育欲实现的重要目标。法律职业化要求对大学法学教学的影响是全面的。大学法学教学应作出应对：在法学教育模式、法学教育培养目标、法学课程设置、法学教学师资水平以及法学教学方法等方面需作出相应调整和改进,才能适应法律职业化要求。     

承认规则下法律体系的自治性和开放性

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是客观描述法律现象的必然结果,划清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又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对于以建构描述性法理学为己任的哈特来说,正确处理好上述两组关系是其理论体系成败的关键。借助承认规则的概念,哈特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在法律体系的自治性与开放性之间找到了平衡的立足点。     

对军事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认识

军事法官职业化是观念、知识、技能与制度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军事法官是法官与军官的有机结合,但不是两种身份的简单相加。进行军事法官职业化建设,必须准确把握军事法官的角色定位;明确军事法官职业化建设的目标;其要旨在于尽一切努力快速有效地缩短军事法官职业化理想状态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这就需要构建军事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法律机制,包括:严格军事法官的遴选机制,落实军事法官职业监督机制,制定科学的军事法官职业考评机制,强化军事法官职业培训机制。     

转型中国法律秩序的静力分析

转型中国的自治之力、官治之力和政治之力大小各有不同,共同影响着法制变迁的路径和方向,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转型法律秩序。在转型中国法律秩序的受力分布中:社会自治并未为法律变迁提供最坚决、最强大的支撑力量,而是以一种中剂量、温和的民间社会之力,推动着法律制度的变迁和转型;官方治理从维护积极自由的角度出发,暂时平衡了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矛盾,避免了二者之间可能发生的零和博弈,因而得以充当转型中国法律秩序的主导力量;政治制度则形成一种执政党控制之力,并将其纳入具有极高效力的政治法之中,成为转型中国法律秩序的最强大支撑力量。     

职业化理论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新路径

在西方知识分子理论体系受到广泛质疑的情况下,职业化理论是考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嬗变的新路径。在当代中国社会职业化进程中,知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趋明显,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因此有了明显的改善,其社会地位也得以稳步上升。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对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法律的社会史与法治

历史是无法切断的,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法治来说也是一样,法治的建构不可能凭空而为.研究法律史途径有三:法律的制度史、法律的思想史、法律的社会史.法治可从价值、规范与社会三个方面来解释,其中的社会解释在淡化法治的价值与规范的同时,必然指向对法律的社会史研究.其中,客观与开放的态度是我们所欠缺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的社会史...     

霍姆斯的法律预测理论

霍姆斯的《法律的道路》是一位法律界资深人士告诉法学院在读学生应如何理解法律以及如何走法律的道路。该作影响深远,引用频繁,译本众多。但其间或有差误,可进一步考证推敲。基于法律的预测理论,霍姆斯在这本书中试图说明:对于法律的理性研究,现在可能属于严格恪守法条的研究者,而将来必定属于既掌握统计学知识又精通经济学的法律研究者。     

学习与借鉴: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队伍的职业化

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队伍已经走上了职业化之路,职业化建设的进程是从最初的兼职状态逐步发展到专职化、专业化、职业化。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队伍职业化建设的经验包括职业理念成熟、职业定位明确、职业准入明确、职业培训全面、职业发展广阔。借鉴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队伍职业化,中国高校辅导员队伍职业化的途径主要包括强化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打造分工明确的机构组织、培育业务通晓的专业人才、深入学生工作的思考研究。     

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发展与完善建议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新近颁布的涉外民商事合同法律适用的司法解释在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和外国法律的查明三大方面都有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弥补了我国之前立法上的空白。其条文较前立法细致、灵活性的特征符合了当前国际私法发展的潮流,但是还存在着若干问题上还欠缺规定、部分法条过于保守、可操作性尚须改进等问题。     

崔浩国史之狱与中古中国法律文化

崔浩国史之狱是北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研究中古中国法律演进的有效切入点。在此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现存的历史记载分析国史之狱的过程,推断出其发生的原因是皇权与士族之间在争夺正统性上的冲突。这一冲突存在的基础是中古中国等级化社会当中的政治与法律的互联关系,这一关系反映了中古中国法律文化的独特性,包括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社会结构、政治秩序以及儒家理念所遭遇的困境。     

"以人为本"的法哲学之维——以和谐社会中的法律发展为视角

"以人为本"是法律发展的价值核心,其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语境下再被赋予新的内涵,应从一般层面与具体层面对"以人为本"的内涵进行法哲学解读;同时,和谐社会中"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应以"观念培育 制度构筑 实践贯彻"作为其实现的路径。从法哲学的角度阐释"以人为本",其意义就在于尝试廓清"以人为本"在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含义,以确立科学的法律发展观,推动我国的法治实践。     

论司法潜规则与法律的互动关系

潜规则是一种非正式规则,但是它却在社会生活中广泛真实的存在着,有人认为潜规则与作为正式规则的法律背道而驰,泾渭分明,但笔者认为这二者之间并非纯粹的对立关系。不同类型的司法潜规则与法律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完善法律减少司法潜规则,在某些领域让法律与司法潜规则划地而治,或者直接将某些潜规则合法化的途径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     

论法律修辞运用的范围与限制

修辞是一种说服的艺术,在法律领域中有着广泛的运用,但其运用也是受到限制的。本文就是从法律修辞运用的范围和限制两个方面进行的论述。法律修辞主要运用的法律领域里,主要包括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概念、法律事实和法律因果关系等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方面;而法律修辞所受到的限制主要在于修辞者不能突破确定性的界限,否则修辞的运用就会使得结果适得其反。     

达致真理:诠释法律的憧憬

法律诠释是为了达致真理而不是为了标榜真理。诠释法律之真理的绝对主义观念是一种设定法律理想的诠释理论,诠释法律之真理的相对主义观念则是一种解构现实法律理想的诠释理论。法律自身的真理性和法律诠释的真理性是一个永恒的过程。     

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对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启示

法律行为是私法自治的主要工具,私法自治是法律行为的内核。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里,法律行为的具体表现形态不一,但是法律行为作为私法自治的工具是不可替代的。法律行为去除其私法自治的内核之后,存在一些国家管制的因素,但是,国家管制的主要目的依然是为了充分实现私法自治。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这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应当体现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当中,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应当设置总则编,并在其中规定法律行为制度;二是应当放弃民事法律行为的说法,回归法律行为的传统;三是应当扬弃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及效力瑕疵的规定。     

论对村民选举权的法律救济——基于地方自治法的立场

村民选举权屡遭侵害导致村委会选举出现不协调之音,从而影响村民自治原本具有的社会和法律功效,故从法律制度上保障村民选举权的救济实属必要。厘清地方自治与自治监督的关系问题,是正确看待村民选举权法律救济的前提。而具体从村委会选举纠纷和争议的形态和特征出发来构建相应的救济制度,方能够有效确保各种争议的解决。     

试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的重要内容,而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在现代社会法治进程中表现得愈加明显。一方面,现代法律的内容冲击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所谓“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现象不再个别。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若长期得不到缓解,将导致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问题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默示的法律选择”问题初探

本文列举了各国对“默示的法律选择”的不同态度,在分析其利弊之基础上,就其是否有存在之必要、是否有限制之必要以及应当如何限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并针对我国目前关于此问题的态度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