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集萃】

政绩困局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刊载吴克蜂文章，把政权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政绩基础上所导致的政权逐渐丧失的现象称作政绩困局。认为政绩是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来源，但不是全部来源．甚至不是主要的来源。民主政体、意识形态和政府政绩是一个政权获得稳定的合法性支撑必须同时具备的三个方面。     

论建国以来我国农村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迁

在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视角下,梳理建国60多年来国家政权在农村的治理历程,会发现国家政权在农村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发生了三次变迁。其大致轨迹是,建国初期以政府绩效为主,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以意识形态为主,改革开放后仍以政府绩效为主。今后,加强和改善制度与规则建设,将成为国家政权在农村建构政治合法性的增长点。     

依法执政:政党控权之宪政言说

在政党政治左右国家权力的时代,依法执政主要是就政党的执政或控权行为提出的合宪性要求,从宪政维度解读依法执政具有规范意义。西方国家的宪政经验表明,依法执政的要义在于合法性与责任。在中国背景下,依法执政建立在对领导与执政关系进行宪政思考并重新定位的基础上,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在宪政主义原则下,以领导者身份执掌政权的政党,同样需要慎重对待合法性问题,尤其不能忽略形式合法性的独立价值。     

关于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的思考

执政合法性简单说就是民众对现存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党和政府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出现了消解执政合法性的因素和迹象。要应对诸多执政风险,必须创新意识形态,强化党的执政合法性的理念基础;维护社会公正,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政绩基础;推进民主制度化,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规则基础。     

现代民主的必然性、理念及类型

现代民主制度是唯一能够使现代国家的政治权力获得合法性的政治制度,因而必然取代封建专制制度。现代民主理念的核心原则是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或国家政权产生于人民的选择,强调必须在民主政治中实现的政治权利是人民选择国家政权的权利,而不是每一位公民自我决定的权利。现代民主制度———确认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或国家政权产生于人民的选择的政治制度———有两种基本类型:自由民主与人民民主。     

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及执政合法性——兼评当前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几种观点

党的领导有政治、思想、组织等多种方式,其中的政治领导即通过国家政权途径的领导最重要也最关键。将党的领导限定为"国家政权之外、通过非执政手段和非政权途径率领人民为某项目标奋斗",非常有害也非常危险。党的执政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基本途径,执政的主体是承担政治领导职能的党的各级组织机关,而不是任何党员个人。现代民主制度是确保现代国家政权具有合法性的一项国家基本制度,其基本含义是"国家政权产生于人民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的不同形式,形成了现代民主的两种基本类型--自由民主与人民民主。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具有一切现代民主政权所应具有的合法性。     

关于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的思考

执政合法性简单说就是民众现存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党的政府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出现了消解执政合法性的因素和迹象.要应对诸多执政风险,必须创新意识形态,强化党的执政合法性的理念基础;维护社会公正,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政绩基础;推进民主制度化,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规则基础.     

公共政策合法性的理性考察

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的输出部分,其合法与否是一个国家政权或政府能否赢得长久稳定与秩序的基础。从理论层面来看,公共政策合法性存在着诸多理想类型,其合法性的获得具有一定的来源和基础,同时也存在着影响公共政策合法性的获取与巩固的制约因素。     

税费改革的四重逻辑——兼论税改前后国家政权合法性困境的生成演变逻辑

税费改革旨在化解乡村治理性危机,以解决国家政权面临的合法性困境难题.然而,基于政治运作逻辑的税费改革及其配套改革却在客观上屏蔽了市场逻辑、治理逻辑和公平逻辑的潜在影响,必将给以"政治牺牲行政"为代价的以税费改革为起点的新一轮改革浪潮带来巨大挑战,乡村社会正在或即将陷入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新一轮治理性危机当中,国家政权处于新的政治合法性困境的前夜.     

困境与冲突: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探析

作为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起点的晚清变法及新政时期的政治、行政改革 ,其研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面对日益严重的政权合法性危机 ,通过制度移植实现政治现代化是晚清的基本路径选择。然而纵观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制度变革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始终存在。考察晚清十余年间 (1898～ 1911)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可以发现 ,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国家权威与民主诉求这两方面的矛盾乃是造成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困境和冲突的根源。一、晚清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危机1.现代政治理念的传入与晚清政权合法性危机马克斯·韦伯指出 ,没有任何一种统治“仅…     

以权力与权利的双重制约增强我党的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实质上体现了政治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当前中共政治合法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增强中共政治合法性，应重在实现权力制约权力与权利制约权力的双重制约。     

公民政治参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推动力

所谓政治现代化,是指传统政治转化为现代政治(高度民主政治)的社会变迁过程,是现代人类依据一定的目标自觉进行政治变革和推进发展的活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其起始动力源自西方的冲击,不同于西方以公民社会为推动力量,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以政党和国家为主要推动力量。加强体制内民主建设,丰富体制外政治参与形式,做到体制内参与的普遍性和体制外参与的合法性相结合是当前加强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     

挑战与回应：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分析

政治合法性对于政权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正面临着诸多挑战,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正是针对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政治合法性挑战所作出的战略回应。必须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社会整合度、反腐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途径来实践"三个代表",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对"三个代表"关于党执政合法性的意蕴解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应答,政治合法性意蕴是"三个代表"的应有之义.从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利于完整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消除"三个代表"研究的盲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政治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意识形态基础、群众基础、法理型基础等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论新时期我党执政合法性问题与对策研究

在现代政党执政的实践过程中,合法性问题关系着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各种原因,我党所拥有的四大合法性支柱不断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挑战。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如何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课题。     

有效性视阈下绩效合法性的内在困境及制度化应对

有效性作为各国执政党汲取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内在的困境。超越这一困境,需要将合法性基础建构在制度之上：提高现有政治参与体制对＂输入性＂和＂自主性＂功能的敏感程度;执政党在国家权力运行过程中需要强化对程序正义的重视;党在制定政策时应体现和贯彻正义的差别原则。     

民生政治视域中的执政党合法性建设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标志着中国进入民生政治时代。在民生政治时代,改善民生成为执政党获得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民生政治背景下的合法性建设不能孤立进行,必须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去加以推进。民生政治时代党的政治合法性建设应当是以提高民众生活满意度为重要支撑来源,以加强经济民生、政治民生、文化民生、社会民生四大领域建设为重点,以民生的改善、国民福祉的实现作为最高标准的综合性实践工程。     

以道德驯化权力——基于实践哲学的考察

道德治腐是中外政治权力制约的共同选项，这种选择基于公共权力自身所具有的道德理性、道德使命及道德合法性。从理论与实践上来看．以道德制约权力在人类政治实践中一直延续至今，并赋予其一定的必要性和道德抱负。以道德制约权力含括着重塑公域道德原则、美德维度的道德教化与规范维度的政治制度伦理化求索等具体路径。     

论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理

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轰动世界的一件大事。中国政府把审理与改造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侦察、核准日本战犯犯罪事实的同时,启迪了日本战犯的思想认识,促使他们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为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审理日本战犯的过程中,中国政府贯穿了公正、严肃和法制的精神,宽大处理日本战犯,使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审理,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伤天害理的滔天罪行,伸张了人类正义;又把一些战争罪犯改造成为坚决反对战争、力主中日友好的骨干力量;同时把新中国竭诚和平和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传播到了全世界。     

“三治结合”何以得到全国性推广?——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的视角

在政策生成及演进过程中,政策创新扩散的持续性是关键问题,考察其引致机制、创新动力、扩散过程等议题,对理解中国政策过程有着重要作用。以浙江桐乡“三治结合”基层治理模式为例,基于政策创新扩散主体、客体与扩散路径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剖析“三治结合”创新与扩散的机制,研究发现:“三治结合”之所以能够持续创新与扩散,得益于政治上“合法性”,即“三治”自身具有政治渊源、法律依据、现实基础等符合中国情景的属性;除此之外,也离不开政策企业家、政策属性、府际关系等“技术性”变量。基于此,着重关注“三治结合”创新扩散的技术路线,认为政策企业家的专业素质、创新意识为其提供重要动力与保障;政策属性高兼容性、低成本性,影响政策扩散的规模与范围;中央政府纵向政策吸纳与同级政府横向考察学习对其全国性推广起着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