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及其完善

刑法具有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当性。现行刑法通过知识产权罪刑规范和附属刑法规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保护，但从保护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待加强。应以TRIPs协议规定的要求为基本标准，完善侵犯知识产权罪的规定，这样不仅可以为知识产权提供全面和合理的保护，也将为具有知识产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良好的保护。     

关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体系的思考

我国目前虽已经从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几个领域积极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途径,不断健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体系,但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不断加强与完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层次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标法保护模式的构建

采用商标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将其纳入知识产权领域的主要模式选择,它具有诸多优势:有利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经济效益的实现;有效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期限问题;商标法中的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制度可以有效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的问题;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某些人文因素商标化,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保护及利用融为一体,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与传承。实践中已经存在将其纳入商标法保护的做法。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标化在法律适用方面是完全可行的,其中存在商标法适用的局限性,可以通过在商标法中增设专门条款的方式加以克服。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著作权保护——集体管理模式的设想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著作权保护问题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群体应当通过制定法律进行著作权保护;对于数字化作者,根据其创作的数字化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按照著作权或者邻接权进行保护。此外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应当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对其进行集体管理,并代为行使相关著作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下面设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由这一财团法人按其设立宗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资金支持。     

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畲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于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安徽、贵州及台湾等省份,本文主要以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为例,对其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但由于多种因素,几乎面临灭绝的危机.因此,对于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应该制定相关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及基本法律法规进行保护,对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与保护,采用民间参与、政府主导的模式,在法律的基础上形成一套保护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缔结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不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定义性规定,界定了其范围,而且确立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基本原则和标准。当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有行政保护和法律保护两种模式。两种模式各有优劣。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采特别权利模式——设立无形文化标志权,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进行有机对接。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必要在公权保护之外予以私权保护,私权保护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与弘扬。在具体权利的构建上,应重视精神权利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人在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人格利益需要得到尊重,享有以适当的方式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的权利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被不适当使用和贬损性使用的权利;经济权利不宜过分强调,经济权利的授予与权利行使以惠益分享为原则,还应基于利益平衡原则予以一定的限制。     

我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保护研究——以天津时调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现代文化创新的源泉。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实施,为我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当前我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保护中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在保护时应确立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的指导思想,遵循活态保护、以人为本的保护原则,以加强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究——以三江侗族自治县为例

本文通过对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其保护工作的不足之处并找出原因,在此基础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几点建议:一方面,利用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通过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以明确权利主体、保障传承人的地位和利益、建立权利救济机制,建立合理有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机制.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入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关系的客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模式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司法救济制度,将有助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制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综合保护

分析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当性,探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利权保护、著作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商标权保护、专门知识产权保护等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极其广泛,时它的保护依赖于以整个知识产权制度为基础的综合手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人权保护研究——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视角

自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得以形成。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在人权评判标准的确立和保护机制的完善上还面临较大的困境。这些困境制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既有必要从理论上解决国际人权标准的分歧,采用一种以尊重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人权评判标准,也有必要从制度上完善国际人权保护的运行机制,建立对话协商和动态审查机制,采用“对情况作恰度评估”原则,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摆脱困境、获得长足发展。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探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工作是国家坚持可持续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状况进行宏观分析,针对当前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性法规进行仔细梳理,并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进行思考的基础上,从民事法律保护、行政法律保护的角度出发,对如何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提出了建议,希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能够早日完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以知识产权法为中心的思考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会议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于2004年8月加入该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维护中华文明之必须,也是我们所应当承担的国际法上的义务.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是人类既有精神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以精神成果为保护对象的知识产权法的关系如何,我国知识产权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怎样,知识产权法以外的其他法律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是本文着力探讨的问题.笔者也希望可以借助这种探讨促进理论界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整体性思考.     

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立法体系

健全法律保护体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得以保护的重要法律依据,合理保护开发利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国家宪法、法律、法规的正确指导下,积极探索地方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研究,尽早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体系,为建立生态和谐文化的生存发展,充分发挥地方性法规及其规范性文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整合的积极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再思考——以西藏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为例

现代知识产权制度能够兼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囿于两个方面:一是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产品或作品;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尚未公开的能够在工业上应用的传统技艺。商标与地理标志也只能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之所以成为知识产权模式不能承载之重,更在于知识产权固有的制度缺陷性,如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只保护公司的无形资产以及可能导致知识与资源严重的商业化。因而,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宗旨,应遵循多元化思路,注重知识产权框架之外的其他方法,如贯彻《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及完善防盗用制度加以解决。     

民族工艺的法律保护模式探讨

民族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部分,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它的保护应该是由民法、商标法、专利权法乃至刑法加以综合保护,但是以我国的现有法律体系还不足以对其提供足够的保护,应该对现有的知识产权体系加以突破,建立"民族工艺权"的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理标志保护

本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出发,探讨了地理标志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当性,论述了地理标志可参与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并简单分析了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理标志保护模式,最后对地理标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力做一评价。     

浅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立法保护

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并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进行必要变革,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值得在我国正在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中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界定、分析其立法保护现状,进而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问题研究

本文从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入手,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延,指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提出了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对策。